徐则臣《河盗》

现代进程中的尴尬人生

或许可以从徐则臣近期的小说创作中寻找一条文学空间的位移图——大都市、小城市、乡镇，短篇新作《河盗》（《上海文学》2012年第5期）的水乡世界迥异于中关村的车水马龙，也绝不同于小城市低矮的天空，这里空间辽阔，黑白两道井然有序，生机勃勃。这个仿佛还处于“前现代”社会的水上世界，多么像古代的镖车行走江湖；“河盗”这个词儿如同“绿林大盗”，文雅中透着大气，令人不敢小觑。作者以诙谐生动的笔调和圆熟的叙事将“河盗”李木石的水上人生写得一波三折：本决意自立门户“吃水饭”，干得好好的当了“船老大”，怎料一次大意之下被一群河盗劫了船，漏了满船的煤，也从此丢了营生。歪打正着自己也成了一名“河盗”，却被政府“招安”做了公家人——被安排做水上游乐园的管理与救生人员。然而，这小小的游乐园却仿佛一处囚笼，囚笼之外的无边运河在召唤他，呼唤着他的自由与野性。能驰骋于大江大河，那才是快意江湖，怡然人生呢！小说的结尾令人意外又哭笑不得：李木石重新驾着他的摩托艇驰骋于运河，只不过这回快艇拉的却是一个杂货铺子。虽做不成河盗，却重获“自由”，这一折中妥协的结果，仍然带给李木石以莫大的欢乐。再一次，作者将叙述人的角色给了“读书人”——作为知识群体一员的“我”。作者的叙事空间尽管变了，但他的目光仍然执著地关注着那些在“现代”进程的夹缝中边缘人物的尴尬人生。

孙频《菩提阱》

人性的大悲哀

孙频为这部中篇近作（《人民文学》2012年第5期）的主人公设置了如骆驼祥子般“三起三落”的命运：家境贫寒的大学毕业生康萍路独自“漂”在西安艰难求存，由于收入微薄，她不得不租住在城中村，与这个城市的底层人群比邻而居。新工作给了她逃出这个贫民窟的希望，她满心指望能帮助这个新成立的小公司老板走过创业期的艰辛，迎来一个幸福的明天，为此她付出了情感与物质的双重代价，既是出于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同情，更是一种赌博式的“投资”。然而，这个落魄的男人在获取了她的身体以及她省吃俭用攒下的1万元钱后，竟将她扫地出门。如果说这一次的陷阱还尚属“知情”，那么对第二次的陷阱她则完全“无知”——又一年辛苦攒下的1万元，被网上以低价机票为诱饵的骗子们通过银行卡转账几乎全部骗光。经历了两次重挫的康萍路忍痛再次上路，又一年的辛苦攒下1万元钱不敢再存银行，转藏于出租屋内，却无意中透露给偷自己钱包的女贼。而这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却换来女贼的一番“箴言”：“套住我们的其实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身体里的陷阱”。康萍路日后沦为传销组织头目并锒铛入狱，而她的传销口号之一正是此番关于“陷阱”的顿悟。如果说老舍通过骆驼祥子的“三起三落”想达成一种社会批判，那么，年轻的孙频给予人物的“三起三落”则指向人性的缺憾——认识到人性的缺憾，却不是以一种“菩提”的明慧去超越去克服，反倒是利用这种缺憾为他人设置陷阱，这才真是人性的大悲哀。

（饶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