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楼记》是乔叶的非虚构小说，2011年《人民文学》曾分两次发表。作为与许多新闻报道、图片影像有很大区别的纪实性作品，乔叶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姐姐一家所面临的拆迁：在知道要拆迁之前，各家各户争先恐后地盖楼——盖楼意味着被拆迁时分的赔偿金会更多。当然，下有对策，上又有新政。不服从拆迁、扰乱拆迁秩序者，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属都将受到牵连。可是，马上离婚的夫妻不能再有连带责任了吧？兄弟如果登报脱离亲属关系呢？“拆迁”在乔叶笔下不是静态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标本，而是动态的，各方都像是坐在跷跷板上，你来我往地进行利益的博弈，用书中频繁出现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

“拆迁”是这个时代“人际政治”的风眼。在写《拆楼记》的过程中，乔叶说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什么是人。《拆楼记》里每个人都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拆迁世界由被拆迁户、拆迁的官员、记者、公务员、上访者等各种利益相互缠绕的人群共同构成。小说采用了大量的注释和引用，将各种新闻、报道、歌曲、谚语引述过来，同构了这个时代纷繁复杂的“拆迁”语境。

《拆楼记》中的公务员既陌生又熟悉，他们有“像狐狸一样的精明，间谍一样的戒心”，他们会“以情动人”，也会“以权压人”；他们怕上级主管，也怕外地记者。在作品中，正是地方官员“怕曝光”的心理，才使姐姐的女儿在拆迁人员进屋后用暗地摄像的方式取得了资料，交给记者，进而对拆迁人员进行要挟，获得了6万块钱的拆楼费用。

人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账，《拆楼记》使读者看到，拆迁事件中的每个人都各怀心事、各有立场。他们为什么要多盖房，为什么坚持不拆楼？6万块钱，这是一个农民多少年的劳动所得？拆迁办为什么愿意大量支出宣传费？《拆楼记》中每个坚持到最后的村民都是最能算计、锱铢必较的人，是希望自己利益不被侵害的人，也是试图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算账在文字中也许是无趣的，但算账恰恰也最有说服力，那明明白白的算账正是明明白白的利益。

《拆楼记》中有各种各样的“钉子户”，或有作战到底、以死相拼的决心，或是因亲戚中有人可以依靠。他们用尽各种办法抵抗，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命运。《拆楼记》中更有那些从未在阳光中出现过的早期拆迁者们：低保户因害怕失去低保而顺从，无权无势者胆小怕事，希望早一点息事宁人。小换想赶快拆走，因为“上头还说了，要是不拆，俺家的低保也会停，俺们是一类标准，一月一百六……唉，能吃上个公家饭老不容易，是不是？”

拆迁中有人会算账，有人不会，有人总算错账。对“公家饭”的珍惜使小换毫不贪恋抵得过无数年低保费之和的赔偿金，她在意的是安全感和归属感，这种算账方式让人目瞪口呆。与小换类似，某个钉子户谈的最后一个条件是：“我拆下的旧窗，你们得给我买走！”如此的“不会算账”让如临大敌的拆迁者们深觉可笑，这甚至成为拆迁办工作组中流传的“段子”。或许，在他们的理解中，这些人因为穷会在乎钱，为钱会不要命。可是，还有另一种事实：“他们害怕失去安稳，害怕没有归属感，也害怕被针对，害怕被收拾，害怕被整治，甚至害怕被尊重遗忘，哪怕这尊重只是最表层的最敷衍的尊重……‘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是强悍的光脚人。一般的光脚人，哪有那么强悍呢？更多的光脚人是弱的，他们看见穿鞋的人，怎么敢伸出自己的脚？”在无数“光脚”的人们的价值观里，在这个时代，只有吃亏、只有妥协、只有怯懦才会保平安，所以，他们只能对另一种账目视而不见。

《拆楼记》让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拆迁户：会算账的、不会算账的，以及聚光灯下的“钉子户”和那些因恐惧而“早搬迁”的人。正如李敬泽对此书的评价：“看到灯光之下和灯光之外，看到前台和后台，看到白天和夜晚，看到那些拆迁和被拆迁的人们，他们真实的、赤裸裸的动机、利益和情感，不是对着记者、对着麦克风所说的，而是他们正在做的。《拆楼记》由此成为庞大社会戏剧的一个脚注，一种边缘的思想和争辩”。因为眷顾那些不会算账者们的所思所想，《拆楼记》写出了这个时代最隐密的、被我们习焉不察的精神气质。

不得不提到《拆楼记》中的作家形象，这里的“我”比乔叶以往任何小说中的叙述人都更为本真、不矫饰，“我”与姐姐共同合谋，斤斤计较，出谋划策，既参与其中又出于其外，用尽各种关系使姐姐多拿到6万块钱。因为放弃了“我”作为作家形象的塑造，拆迁世界变得更为暧昧、矛盾、机关重重，也许眼前这些事实并不是读者想要看到的那个“拆迁”事件，但它无疑更接近现实的真相。

乔叶在非虚构写作中将“我”放进去的尝试令人赞赏，但也会使人诟病。这个在《读者》杂志拥有诸多大众读者的作家有可能因《拆楼记》而冒犯她的许多“粉丝”，但她的写作也会因这种冒犯而发生重要的、具有转折意义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