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楼记》创作初衷是因为看见。其实一直都在看见，但一直觉得自己写不了。有一次，我跟朋友说自己没能力写这个，朋友当即就说：“很多时候，勇气就是能力。”我顿悟，明白自己是潜意识深处在知难而退。直到2010年受到《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风潮的引领——这是又一初衷，恰巧又近距离地遭遇了姐姐的拆迁事件，我近乎强迫地让自己把目光集中在这个事件之上，在克服了心理障碍和写作障碍之后，就有了它。
作品发表之后，有朋友觉得事件本身不够扎眼、不够典型，问我：“关于拆迁的事有那么多流血的、自焚的、火爆的，你怎么不好好写写那些？是不是怕不好发表？”我没有想到发表问题。我没有那么有远见，没有那么聪明，也没有那么胆小。我之所以写了这样一个事件，是因为我无可选择：我碰上的就是这样的事件，我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和心灵。
写完之后我才明白，我写的是怎样的一个样本——是的，它不是最扎眼的拆迁事件，但是，它是最常态的拆迁事件。没错，我们的国家是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在这里，拆迁事件如此之多，多到媒体已经目不暇接，必须得流血自焚才能吸引他们的视线，可那些有资格上报纸、电视和网络的火爆事件，它们的数量，比起我写的张庄事件来说，总还是微小的。在拆迁事件的整体格局中，火爆事件再多，也不过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张庄这样的：磨磨唧唧、腻腻歪歪、吭吭哧哧、进进退退，拆的和被拆的都在泥地里较着劲儿，摸爬滚打……没有媒体去关注他们，他们自己也沉默着。我写的，就是这沉默的大多数。
在写作时，我没有想过文体问题，只是觉得这么写是我的最好选择。《人民文学》在发表时，把它定为“非虚构小说”，我想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它的小说化。在写作的时候，我选择了用小说化的技巧来优化我想传达出的那种真实感，使我想传达出的真实感能够以一种更集中、更有趣也更富有细节和温度的方式来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能够看到在这样的事件中——这样很容易把具体的人心和人性遮蔽的事件中——活生生的人心和人性。总之，就是想用小说这个利刃插进事件的骨缝中，在尽力解剖巨牛的同时，也使得整个叙述效果更为趋真。《人民文学》在卷首语上这样推荐：“小说”而“非虚构”，大概会让人糊涂，但有时糊涂是难得的，不顾体裁的樊篱，探索贴近和表现生活的新路径，这才是要紧。——对于《拆楼记》，相比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或者纪实作品定位，我更喜欢“非虚构小说”这样的称呼。
其实，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新的称谓其一点儿都不新了，在美国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学传统。它暧昧不明，但它最吸引我的魅力也正在于它的暧昧不明。小说难道就必须是纯虚构？其他文体难道就必须不虚构？文学样式之间就必得楚河汉界、水火不容？自从因为“非虚构小说”被质疑后，我就很喜欢吃那道叫“素鸡”的菜，它是用豆腐皮做的，却有鸡肉的口感和味道。我边吃边疑惑：人们很乐意接受“素鸡”这样的菜，为什么却不愿接受“非虚构小说”这样的词呢？
我常常觉得，文学本身并没有牢笼，画地为牢的人多了，也便有了牢笼。
有记者问：作家一般都深藏在作品幕后，虚虚实实，让人真伪难辨。面对真相，暴露真实的自我，往往令人难耐或者难堪。《拆楼记》作为非虚构，一定是自我暴露最多的作品，选择把自己全盘托出，是不是需要克服很多心理障碍？
我答：你这种判断，我不敢认同。一个真正的作家，在生活中或许虚虚实实真伪难辨，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是最赤裸的。每一个字都在讲述他自己，无论是哪种文体，什么故事。所谓的虚构和非虚构，不能用简单的对应关系来画线：虚构就是全假，非虚构就是全真。做这种对应很容易，但也很粗暴。作为非虚构标记的作品，《拆楼记》以“我”为叙述角度，但是，请不要把作品里的“我”和作品背后的我画上对应线。在《拆楼记》中，“我”最明确的叙述身份就是一个乡村之根还没有死的逃离者，一个农妇的妹妹。我暴露的，只是这个层面的自我。
这个叙述角度，当初寻找的时候有一定的障碍，找到感觉之后，就很自如了。当然，此处的“我”是卑微的，但这正是我的必然选择。我有我的道理：只有站到低处向上看的时候，层次才会最丰富。如果是一个正气浩荡、高高在上的写作者去面对这样的事会怎样？我想，他除了那种最通常的义正词严之外，恐怕也表达不出别的什么。而我最想避开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公共话语，说出我的“这一个”。
在创作过程中，我有意克制着自己的道德立场，那种所谓的道德立场，不是冷眼旁观，就是高高在上。我做不到，也站不稳，不仅因为我的乡村之根还没有死，也不仅因为我是一个农妇的妹妹，更重要的是：我一向从心底里厌恶和拒绝那种冷眼旁观和高高在上。我对自己说：那就和他们混在一起吧，尽管混在一起让我很不舒服，也不可能舒服，但我只能把自己投身到他们中间，投身到他们的泥流里，然后再去说别的。我尽量客观地裸露我所看到的事实，还有事实中的我自己，其他的就交由读者。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立场吗？
作品发表后，很是挨了一些骂，我对此早有心理准备。我知道有很多人习惯站在各种阵营里说话：“底层代言人”说“我”太理解官员，一些官员说“我”和“刁民”混在一起，知识分子说“我”对亲人的态度太残酷，更可恨的是“我”为了私利如此折腾，没有去谋求公共利益，反而成了“公义”的破坏者……好吧，他们都有理。我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像一只蝙蝠，在禽和兽之间飞来飞去，可以说既是禽也是兽，也可以说既非禽也非兽。
当然，也有很多人给了我温暖的肯定和褒扬，比如有一位叫“一池云锦”的网友就说：无序，划界不清，有漏洞的法度之外的混乱，宏大理想的照耀下，小心翼翼的活法。百姓的难、百姓的牺牲、百姓的软弱、百姓自身的探照，浩大的中国式一刀切，仓皇的人心……她的话不是很有逻辑，但我明白她，她也明白我。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种明白最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