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玉笑的人生创造了许多传奇——10岁（1939年）参加革命，从陕北的穷山沟走上了抗日战场，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在十八兵站举办的排球赛上，他给朱德总司令当裁判，而且吹了朱老总好几次“犯规”，并因此受到朱老总“加菜”的奖赏。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他给毛主席演大型新编秦剧《血泪仇》，受剧情的艺术感染，毛主席流了泪，他“第一次知道伟人居然也会恸哭，毛主席哭得完全像一个孩子！”他肩扛枪手握笔，从扫盲开始，学习文化，进而尝试文学创作，从发表小说到创作剧本再到当导演，高歌猛进，一发而不可收；他参与创作并执导的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获周总理高度评价，演进中南海，毛、刘、周、朱等老一辈中央领导联袂观看，盛况空前；他创作的话剧《远方青年》（改编成电影《草原雄鹰》）风靡全国，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成为广大青年的精神食粮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周总理对甘肃戏剧情有独钟，8次观看，而其中6次看的是武玉笑创作的话剧；不仅如此，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他的话剧《天山脚下》时，周总理还带上民族问题专家包尔汉及戏剧专家阳翰笙亲临剧场，指导排练。环顾文坛，何人享此殊荣。
《武玉笑散文剧作选》（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12月）的出版、特別是其中的自述——《我的艺术之路》，为研究、解读这位老作家及其创作提供了难得的鲜活的笫一手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首先，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已化入武玉笑的血脉，成为他创作的灵魂。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武玉笑身在延安，但只有13岁，不可能参加座谈会并聆听《讲话》，但《讲话》在文艺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及巨大变化，作家艺术家纷纷深入基层、前线、农村的浓郁氛围及强烈的“气场”，他肯定感受到了。他的小说处女作《李召的童年》及另一篇小说《牧童的血迹》，都是根据他釆访的真人真事写成的。
武玉笑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走在坚实的现实主义大道上。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滚滚的白龙江》以浓郁的藏区风情、神秘的藏传佛教及尖锐的戏剧冲突轰动首都舞台，无不得益于他在甘南藏区的生活——解放初武玉笑首先是作为省委剿匪建政工作队的队员深入甘南藏区的，是这段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剧中的许多冲突、情节都是他的亲历，剧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
武玉笑主张作家要打“生活的深井”。为了写好新疆兄弟民族的新生活，他10多次走进新疆，每次少则数月，多则半年——在吐鲁番五星农业合作社，他与大队支部书记阿布都热赫曼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在昭苏大草原的种马场，养马高手卡森拜克和康拜尔（哈萨克族），畜牧饲养专家艾利、哈山诺夫（维吾尔族）等业务骨干，都愿与他亲近、交谈，甚至个人的恋爱婚姻，都愿向他倾诉；在伊宁郊区的果园大队，武玉笑就住在民兵连长卡德尔的家里，给老支书莫合尔当代理文书。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深入生活，而是在扎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接地气，而更是在接人气、接正气。
其次，让人民——大写的人占据舞台的中央，成为讴歌的主体，是武玉笑创作不变的信念。他早期的剧作——无论是《在康布尔草原上》《滚滚的白龙江》还是《天山脚下》，主人公多是剿匪建政工作队队长、队员，刚刚脱了军装的兵及翻身农奴或刚刚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的维吾尔族社员。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绝不可能一成不变一劳永逸地认识生活，更不应该按照书本、文件来认识生活。从上世纪60年代初，知识分子形象被武玉笑一步一步地推向了舞台中央——《远方青年》塑造了一群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有理想、有事业、有追求也有苦恼……《大雁北去》中的外科医生高兰英，丈夫被极左势力制造的冤案判了刑，而她在工作中仍坚持原则，不屈不挠，揭露并批判极左势力的罪行。《爱在心灵深处》中的中学副校长阿赫买江，分裂势力的引诱、极左势力的迫害，都不能改变他祖国高于一切的信念。
第三，责任感与使命感，令武玉笑主动自觉地成为“兄弟民族新生活的歌手”。统观武玉笑的剧作，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长达半个世纪，他共创作了13个剧本，其中9个是反映兄弟民族新生活的，占他创作总量的近70%。
武玉笑为什么在解放初就迷上了兄弟民族题材的创作呢？评论家谢昌余在为武玉笑的叧一本剧作选撰写的序言中，有过深刻而精彩的评论。他说：“随着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各兄弟民族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性的变化。努力反映兄弟民族的生机和斗争，用艺术形象再现他们在新的时代的精神风貌，便成了发展祖国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作家面临的一项光荣任务。”
“文革”前，武玉笑的创作顺风顺水，写一个，成功一个，轰动一个，个个堪称精品。而进入新时期他的创作遇到了麻烦——尽管也还有书写改革开放冲击旧观念的《西去的驼铃声》上演，尽管《一个快乐的苦命人》作为新中国成立35周年献礼登上了首都的舞台，并荣获少数民族题材创作银奖。但就总体而言，已是写得多，搬上舞台的少了。
武玉笑江郎才尽了吗？不是！是他的现实主义作品与现实贴得太近了，太紧了，为“现实”所不容。
写于1978年12月的《大雁北去》，是彻底否定“文革”、控诉并批判极“左”路线的；创作于1980年的《爱在心灵深处》，是武玉笑1976年和1980年两次赴伊宁郊区果园大队深入生活的结晶。“文革”期间“疆独”分裂势力“东突”的“宣传部长”潜入果园大队，妄图利用混乱分裂群众，结果被以莫合塔尔书记为首的革命群众识破，将其绳之以法。这就是《爱在心灵深处》的素材。可惜遇上了“文革”及“东突”的双重“敏感”。《爱在心灵深处》被暂停排演。而这一“暂停”就是32年。
如今“文革”早被彻底否定，“东突”也被国际上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此时此刻《爱在心灵深处》与读者见面，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然，我们更期盼它能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能如是，武玉笑又将创造一个人生新传奇。
（《武玉笑散文剧作选》，武玉笑著，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