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0年3月，我在鲁院读高研班。当时的许多生活场景，现在还记得很清晰。那是当兵20多年来第一次游离于“组织”的“监督”，感受外面的世界。
最初的日子，总是觉得紧张、焦虑。也许是因了身上的军装，总觉得我不是我。我不是我，是谁呢？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可笑。这个问题可笑吗？或许可以把这作为一个有待研究的“文学课题”。
多年因循的生活突然有了变化。我好像一下子有了新发现，我和“我”是不一样的。生活和“生活”也是不一样的。接着，我又发现自己很多弱点，都很致命。比如局限，它在我的生活中制造了诸多的障碍，它在日复一日地给我的内心带来痛苦和挣扎。
六祖慧能当年挑着他的柴担，在他“悠闲”的行走中不过是偶然聆听了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明心见性。而“我”及“文学”所要破除的，却远不止于“色”相。
2 历数我们的文学佳作，军人“顶天立地”的战争岁月永远值得圈点。那个时代，人们对英雄的热爱与崇敬，从某一个侧面推动了军旅文学的枝繁叶茂。
和平年代，淡出硝烟的军人的社会价值被淡化，甚至有人不以为然，心存质疑。而以军人为表现主体的“我们的”文学，很难说没有受到“冲刷”。创作上的“心理懒散”，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格式化”文学，渐成“主流”。嘴上热闹，脚上却不沾一星泥土的文学也并不鲜见。甚至有些“怨怼”者，觉得文学只要冠上“军旅”，几乎就得“戴着镣铐跳舞”。
有批评家说，文学与群体的隔膜，不是这个群体出了问题，就是一个时代的道德与良心没落了。其实并不尽然。军人作为国之钢铁长城，与国家共存亡。这个群体永远都像我们的血液一样无比鲜红。因为“我们的”队伍里并不缺少大家，只是一些大家都去写“大部头”了，基层的“汗”味与“泥土”芳香，淡出了他们的视野。
3 在鲁院的老院子，我们是最后一届高研班。那一年，北京迎来了少有的“倒春寒”。三五棵玉兰树含着瑟瑟的花苞，耐心守候着春天返青的消息。
那个时期的我在“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也经历着这场“倒春寒”的洗礼。我在努力寻求“我与文学”的症结与突破。
安静的时光，总是有利于人的净化。我的灵魂开始重返“我们的”队伍。一个个不可复制的瞬间，如同一个又一个碟片……
4 那是某次我去黄海前哨。小岛很小，像个弹丸。上岛的兵，差不多都要经历这样的考验。先晕船，后晕陆地。及至有了一定的抗晕能力，和小岛也渐渐生出感情。陆地又开始“欺生”了。那些柏油马路太平整了，一脚下去，总会愣头愣脑地吓到自己。没有极特殊情况，老兵们都不下岛。只有“不知深浅”的新兵，下岛一次，感叹一次。时间长了，新兵才慢慢摸清老兵的秘密。老兵们不下岛，是因为有“哈利·波特”代他们下岛。
每当下岛的日子，老兵都把哨所驯养的那条狗带上。船靠岸了，老兵把“哈利·波特”送上甲板。老兵手拿一只军用望远镜，一边目送“哈利·波特”，一边抿着嘴在甲板上浅浅地笑，直到耐心地等到“哈利·波特”买回所需用品，扭着碎步，摇头摆尾地迈上甲板……
老兵脸上那白银一般干净的笑容，是我至今都不能用语言讲述的。
我和文学，因此成了那个小岛上的缺席者。
5 那次，我是跟随首长一行去的冰湖。摩托雪橇是冰湖上的主要交通工具。
连队每半月送一次给养。这天，送给养的雪橇途中出现故障。这意味着雪橇上装载的物品要留在原地。
四名战士有三人主张只带一点吃的，其余的都扔下，这其中包括一根十几米长的旗杆。惟有一名战士坚决反对。吃的可以不带，但旗杆必须带上。有了分歧，战士们就采取老办法，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让其他三人怎么也没料到的是成了“少数”的战士，竟然三下五除二扒掉身上笨重的大衣和毡靴，一个人奋力拖起了旗杆。
另三名战士齐吼，疯了，会冻死你的。三个“多数”没有看见“少数”眼睛里奔涌的泪水……
冰湖是中俄界江。战士们每年冬季进湖值勤，来年开春江水融化时上岸。冰湖上的小木屋是一个可以拆卸的活动板房，没有取暖设备，没有床。最值得他们期待的是一个用来烧水热饭的小小酒精炉。整个冬天，白茫茫的千里界江除了满眼的白，再找不到这样的暖了。看久了，眼睛就会患上雪盲症。
战士们想到了国旗。无论如何，都要让国旗红在冰湖上飘起来……
这些“80后”、“90后”士兵，在家中还是父母呵护的孩子。在这里，他们却是稳固的“国门”。面对他们，你还会说你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吗？
6 这些年走了多少连队和哨所，从没认真细数过。只是觉得连队好、哨所好，我们的战士个顶个都好。战士们有的沉默，有的开朗，有的爱笑，有的内敛。不同的是娘胎里带来的性格，相似的是连队里养成的作风，那叫一个硬。
而“我们的”文学，有的早早就“塌腰”了。我不能肯定它们是不是真的“老了”。“经验写作”有时候是可以“以假乱真”的。但有时候，真得不行。
比如，我认识的那个“老A”。24岁了，是个小个子。在他们家乡与他同龄的人都已娶妻生子，做父母的显然也很急。他安慰父母，“自古美女爱英雄”，他一定得再等等。“老A”在部队两次摔断骨头，五次死里逃生。他一次都没告诉过家人。是父母偶然在新闻联播里见到了儿子，才知道他们的儿子成了英雄。“老A”平静地告诉我，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让全国人民知道，和平年代，军人不是什么也不干，而是干了很多别人干不了的事，干了很多别人理解不了的事……
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和平时期军人的“存在”……如果不是真实地走近了老A的心灵世界，我们的文学就会失去“老A”和“老A们”的信任。
无论到了什么时代，我认为，信任都是最可贵的。
７ “忽略”与“淡忘”是有罪的，因为我们有负于这发达的根系。它一直都是那么勇敢而又是那么的有力量。
英雄、理想、严酷、牺牲，火热的生活从没有一刻冷却和疏离。即使是这样的和平年代，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战争准备，也永远都不是我们的文学所能想象穷尽的。
忘了是谁说过的，文学不能等于科学和道德，否则文学就会衰退和死亡。文学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最高的美的向往……
我想，“我们的”文学应该在我们手上，实现这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