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儿童文学长期以来被放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之外，但任何有关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讨论，都无法绕开它的历史性存在。事实上，当我们祛除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记忆，只将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局限于当下儿童文学自身的时候，很难看清楚它是什么，意欲何往。所以，论及新世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儿童文学作家李东华的创作实绩，需要在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的双重维度中进行考量。
对训导类与商业类儿童文学的突围
自上世纪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以来，训导类儿童文学长期居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主流位置。即便如叶圣陶、张天翼这样的作家，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损伤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和儿童性。虽然偶有如凌淑华、丰子恺等作家的创作逸出了训导类儿童文学的规定，却不可避免地陷入被漠视或误读的命运。“十七年”间，训导主义儿童观升级为不容置疑的儿童文学观念。虽有民间童话的注入，但还是难以改变训导类儿童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界在思想界和文学界回返到鲁迅的“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周作人视儿童为 “完全的个人”的现代儿童观，才改变乃至结束了训导类儿童文学居于权威中心的地位，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新时期”。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分化期（朱自强语）。即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纯文学”类中国儿童文学继续深化文学性与儿童性的融合；走市场路线的儿童文学则继续扩大娱乐化与商业化的联盟。特别是在对于读者群的争夺上，中国儿童文学的复杂性远超出了成人文学的复杂性。
李东华的儿童文学创作，就成长于上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分化期的特定背景下，同时又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记忆相互缠绕在一起。此外，李东华的儿童文学创作又不可避免地注入了她的个人记忆。
作为“70后”儿童文学作家，李东华的童年、少年阶段分别遇上了“文革”后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小学阶段她不可避免地与同代人一道接受了训导主义儿童观的教育余脉。但是，1992年李东华成为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由此开始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反思训导主义儿童观。当然，北大5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对于李东华的儿童文学创作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很难完全说清楚，但有一点确如刘震云所说：北大不培养作家，但一位作家上不上北大是不一样的。1997年李东华毕业的那一年，不仅正式发表了童诗，而且组诗《亲情》在1998年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奖新作奖。不过，李东华真正被关注并获得好评还是起自新世纪。新世纪之后，李东华创作了儿童诗、儿童小说、童话、儿童散文和儿童文学评论多种作品，堪称为同时探索多种文学形式的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其中，儿童小说与童话的成就更为引人注目。而无论是哪种文学形式，李东华的儿童文学创作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历史上训导类儿童文学与当下商业类儿童文学这两种儿童文学之间如何突围。
悲剧性小说与喜剧性童话
与许多文学青年一样，李东华最早钟情于诗歌，但是，真正为她带来持久的文学声誉的，首先还是她的小说。
《薇拉的天空》作为李东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对于她儿童文学创作的10年历程来说，意义非凡。这部长篇一发表，就获得了批评界的好评，并被评价为“儿童心理小说”。这意味着李东华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迥异于训导类儿童文学与商业类儿童文学的创作模式。表面看来，《薇拉的天空》似乎与新世纪中国儿童小说青睐于校园题材的思路有些一致，但实则“貌合神离”。《薇拉的天空》并非单纯地讲述校园里少男少女之间的小清新故事，也并非有意凸显时尚的兄妹恋的重口味故事，而是以作家自我的成长体验探索了儿童小说的悲剧美学。正因如此，小说很快结束了17岁少女薇拉的成长顺境，而转向了对具有“恋兄情结”的薇拉失去哥哥之痛的心理叙事。小说由此聚集了灾变、死亡、孤独、等待、寻找、绝望等等多重成长小说主题。但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并未遵循西方成长小说的现代主义美学原则一路向绝境坠落，而是转向了前辈古典主义作家废名、沈从文、曹文轩等所主张的对悲剧的节制叙述。再加上李东华小说诗化的人物形象和纯净的语言美感，《薇拉的天空》奠定了李东华儿童小说的悲剧美学特质：自叙传色彩，成长小说的故事模式，多重现代意味的主题，高贵的古典主义美感，唯美的语言风格。
此后，李东华的儿童长篇小说代表作《远方的矢车菊》和《男生向左，女生向右》继续深化儿童小说的悲剧意蕴的丰富性。获得了2006年冰心儿童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远方的矢车菊》讲述了叛逆少男韦一鸣与精灵般的少女莫亦萝之间由相识、相恋到诀别的凄婉故事；《男生向左，女生向右》则讲述了富二代少年郑伊杰与底层家庭出生的少女蒋佳佳之间由误会到欣赏再到相互吸引最终分别的成长过程。应该说，两部长篇小说皆与《薇拉的天空》具有血缘联系：相似的校园题材，相似的叛逆期心理，相似的成长阶段少男少女之间的纯真情愫以及相似的多重成长小说主题。但是，在表现手法上两部长篇有所变化：除了保留了《薇拉的天空》中的心理叙事外，还增加了幽默、俏皮的人物对白，注入了一些时尚化元素。特别是，当儿童校园题材小说已然成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一种新潮流且越写越窄时，这两部长篇小说对已有的模式有所突破：它们在校园、教室的狭窄格局上打开一扇窗，敞开一道门，探索一条路。此外，两部长篇小说在主要人物设计上，不约而同地选取单亲少女、病痛少女作为小说主人公，让身体的痛苦、精神的伤痛与死亡的阴影一道笼罩在人物的成长之途，为小说平添了浓郁的悲剧氛围。不仅如此，李东华将悲剧性、儿童性与人性放置在一起探索，进而将儿童小说带至一个开阔性的文学地带。在这个意义上，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桃花鱼》的文学价值可以重评。客观地说，《桃花鱼》算不上李东华小说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也很可能因为徘徊于女性小说与成长小说的边界而两头都不讨好。但是，从人性、女性的复杂处探勘再折返回儿童性，可以更有效地表现儿童小说的悲剧性。事实也是如此，李东华的中、短篇小说集《针尖上的天使》便在儿童性、人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中实现了儿童小说的悲剧美学。特别是，《针尖上的天使》与《我归何处》充溢着古典悲剧美学精神。当然，李东华的儿童小说并不缺乏娱乐性的一面，但在小说的世界中，李东华叙写悲剧似乎比叙写快乐更为动人，也更有其独特的意义。
如果说李东华的小说内化了悲剧精神，那么她的童话则寄予了喜剧精神。而且，非常奇异的是，李东华一进入童话世界，她就自然而然地更换了另一副幽默的笔墨、另一种诙谐的语调，乃至另一个方向——快乐轨道上的想象力。
童话集《猪笨笨的快乐时光》作为近年来李东华童话中令人叫绝的代表作，隐含了李东华对喜剧精神的独特理解。这部童话固然源自作为妈妈的育儿经验，但更源自她的喜剧童话观。李东华感知到了童话历史与童话现实所置身的双重困境，童话集《猪笨笨的幸福时光》在叙事经验的本土化前提下，径直汲取了国外经典喜剧童话的讲述手法、情节编排方式，乃至动物的隐喻方式。其中，中篇童话《猪笨笨的幸福时光》通篇充满喜剧精神，笑点随处可见：猪笨笨明明不会算数，妈妈却偏要他数鸭蛋；他明明不会记事，妈妈偏要他写日记；他明明不聪明，妈妈偏偏为他买来益智速效药水……通过猪笨笨一番番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事与愿违的效果之间的巨大反差，这篇童话逗引得读者开怀大笑。但是，《猪笨笨的幸福生活》并未满足于读者一连串的笑声，而是以幽默的方式让读者笑后思痛。对现行中国教育体制弊病的酸楚反讽、对当下中国儿童“幸福生活”的忧虑，才是这篇童话的用心所在。同样在反讽的笑闹中内含酸楚的复杂况味，在童话《阳光老鼠皮皮》《泥巴流浪记》《会飞的小溪》《装满阳光的梦》和《蚂蚁阿π奇遇记》中，一一得到了巧妙的实现。这些童话主人公百变为老鼠皮拉、泥巴、小溪、小小妖、蚂蚁阿π，个个心怀理想主义憧憬，却在现实世界中不断陷入险境。也正是在理想与现实相碰撞的一次次喜感很强的笑声里，隐含着李东华所一直坚持的文学悲剧精神。
李东华的童话与小说一道构成了她儿童文学创作的双翼，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探寻了儿童文学的诗学意义，即儿童文学是对存在本源的探寻。
返回儿童文学的本心
如上所述，李东华如何探索并实现了她对训导主义儿童文学创作与商业化儿童文学创作的突围路径？概言之，回返文学本心，回返儿童文学本位。
进一步说，李东华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否定了训导类儿童文学创作观念的同时，并未否定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相反，她在文学本心的立场上自觉地深化了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所以，《薇拉的天空》《针尖上的天使》《我归何处》等由以往单一的训导主义的观念教育深化为爱的教育、苦难的教育、尊严的教育、情感的教育等文学的审美教育，呈现出中国儿童文学久违的庄严感和神圣感。只不过，李东华的作品的教育性始终放置在文学的审美性前提之下。同样，她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并未否定儿童文学的娱乐功能，而是相反，她在立足于儿童本位的立场上充分调动了幽默、诙谐的表现手法来实现儿童文学的娱乐性。只不过，李东华儿童文学创作的娱乐性始终坚持文学的审美性底线。
李东华的儿童文学创作由此步入了新世纪“纯文学”类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所探索的第三条道路，即审美性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本源道路。与此同时，她也为“纯文学”类儿童文学的发展重写了属于她自身的两种儿童文学样式，即儿童悲剧小说与儿童喜剧童话。但是，李东华的突围并未选取一劳永逸的颠覆性的创作方式，而是宁愿承担一种艰难的建设性的冒险的创作方式。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个到处充满颠覆性快感的时代，谁建设，谁就有可能被遗忘。但即便如此，李东华仍然没有简单化地选取与训导类儿童文学或商业类儿童文学反向的两极类创作模式：或者祛除儿童文学本该承担的审美教育功能而合流于当下商业类儿童文学的商业化品格，或者因反拨商业类儿童文学的商业化品格而否定儿童文学的娱乐化功能。这样，李东华的儿童小说在主张审美教育的同时内置了悲剧的意蕴；她的童话在追求娱乐化效果的同时注入了喜剧的要素。而无论哪种样式，李东华的儿童文学创作都并非一味地注重先锋或时尚的创作样式，反而倒有些复古的意味。即是说，李东华儿童文学创作的独特贡献在于，她以对儿童文学的虔敬心态逾越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边界。而且，无论是她的儿童悲剧小说，或是她的喜剧童话，都植根在中外传统文脉的基础上。
总之，李东华的儿童文学不仅获取了在训导类儿童文学与商业类儿童文学之间突围的可能性，而且在新世纪背景上探索了儿童悲剧小说和喜剧童话的文学样式。目前，李东华还很年轻，未来的儿童文学创作道路正长。这意味着她将给我们留下更多的阅读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