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后不禁百感交集。一位和云南农场毫无干系的年轻作家能有热情写这样一部书，令人颇感欣慰。

读了此书我才晓得，1959年时，三湘人民支援边疆建设的场面何等壮烈。那时的人思想单纯，只要毛泽东发个号召，就换来群情沸腾。那时的领导也是一马当先，醴陵县召开三级干部动员大会，县长带头表态报名援疆，立刻引来铺天盖地的报名热潮，有人写下数十封血书以表示决心。那时去云南不算容易，政治上要合格，要年轻力壮，还要求已婚。结果，一些青年人被迫突击结婚。书中描写一个青年农民，在报名处因未婚被拒，出来遇到一个单身女子，便鼓起勇气向她求婚，竟一拍即合。另一个青年农民，动员未婚妻同去边疆未遂，听说外村有个姑娘报了名，临时找去，竟也一举成功。这些热情的农民，听到“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倒还抓把花生，当工人，吃国家粮”的宣传，怀着无限的向往，走了20多天才赶到目的地（我们去时用了10天），一路上已是生疑。到了地方，更是大失所望，被蚊虫、蚂蟥、瘴疠轮番攻击，过起“天当被，地当床”的风餐露宿的生活，很快转入“吃在山，住在山，不完成任务不下山”的开垦。“饥饿疯狂地迫使人满地找食”，连当地傣族人埋进土里的“米线”病猪，也被挖出来拣着吃了。到1961年，终于爆发了大批农工返湘浪潮。但是，大部分农工仍然凭良心坚守着，没有动摇。在政府和带队干部的耐心劝导下，多数离去的农工又回到农场。此后，湖南人和其他职工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终于创造了在高纬度大面积栽培橡胶成功的事业，建成中国第二个橡胶基地，使中国成为天然橡胶生产大国，支持了中国迈向经济大国的发展战略。他们是具有奉献精神的，虽说是支边，但不享受类似支边知青的返乡政策，如果说是移民，也不曾有过移民待遇。至今，他们中有三分之二已长眠大地，仍在世的也已进入垂暮之年，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再回湖南家乡看看。可以说，湖南农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一个特殊的领域，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又不为人知的角色。时代的进步，有时需要部分人甘愿做出个体的牺牲。

他们的事迹曾有过零星报道，但毕竟需要系统收集整理材料，对当事人做大量采访，理清脉络，树立主题，并辅以感性理性交织的文笔，才能得到应有的总结和彰显，这项工作最适合报告文学完成，也是报告文学的职责。三代湖南支边农工及其子孙，加起来该有十数万人，他们中该有人想过把这一切记载下来，流传后世，不过没有人能实际去做。并不是所有历史都能载入史册的，普通人的历史则更非普通人能够作为。

倒是一位小说家主动做起了这件事，她未受政府或农垦部门的委托，不认识农场的任何一个人，就自愿地采取自费方式开始采访，最初到宣传部门联系时还遭到过冷遇。她没有灰心，一点点扩大线索，以过人的勇气和毅力跑了7个月，穿坏三双跑鞋，足迹遍布农场，最后完成了采访任务。而追溯她最初的创作念头，却源于一次在电信局缴费时无意听进耳朵的几句话：当时排队的人里有两个女子聊天，议论到云南的叔公公初次回醴陵探亲。

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敏感和具有的优良的洞察力，薛媛媛没有追上去问，却意识到遇到了一个可贵的题材。这不完全出于偶然，因为她也是湖南人，对乡亲们的事迹怀有感情。后来证明，由她来写湖南人是很对头的。譬如，在书里她专门分析了湖南人“霸得蛮，勇于担当”和“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性格特征，这一笔很有力，显示了作家的深度，也说明她对湖南文化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具体设计上，作者有两个明智的决定关乎了成败。一是放弃写小说的念头，改写报告文学，这使她摆脱掉小说的束缚，充分写出每时期的历史事件，以及各种各样不同性格与经历的人物，既以最好的方式纪念了当事者们，也以毋庸置疑的真实感打动着读者。二是割舍了不少采访到的相关事迹，集中力量刻画湖南人，使作品中人物群像十分鲜明，富于个性，避免了某些报告文学一味贪大求全，虚张声势而不顾艺术效果的弊端。此外，作品的语言和叙事也是恰到好处的，简洁精练，洗净小说腔，会博得读者们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