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广场

在曾经那么熟稔的萨尔图，陌生与茫然像海潮一样击打我的心岸：店铺鳞次，商楼栉比，车辚辚，人萧萧——在哪里，我的万人广场？

我一遍遍地寻找，想看万人广场上木板搭台、苇席围就的主席台，急欲重揽高悬在主席台上方“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会标所掀起的猎猎东风，想听王进喜狮吼般的誓言：“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我固执地徘徊，想找那块裸露着土地的万人广场，想寻广场上穿着杠杠服、戴着狗皮帽子、挥舞着手臂表达意志与决心的会战工人——那是我心灵深处堪比山河、不可易位的父辈们啊！

在寻找的焦急中，温馨的往事如远帆从忆海奔来：1966年初春，为配合摄制大庆油田会战专题片，身为中学生的我和同学们穿上杠杠服，戴上狗皮帽子，扮做石油工人在万人广场上意气风发地举臂呼喊……

斗转星移，万人广场没了。潮水般在店铺商楼进进出出的人们，衣着光鲜，表情欣然，塞进大车小辆的物品昭示着时代的特色——不知有没有人知道或者想到，这林立的店铺商楼及其衍生的万千其他，湮没了一个祖国不能忘记的万人广场……

创业庄

铁人王进喜——大庆钻井职工生活基地创业庄——“五把铁锹闹革命带头人薛桂芳”，几个闪光且又颇具意蕴的名字，组成油田开发环环相扣、永不断裂的金链条。

那是中国人都在挨饿的年代。

那是大庆油田大干快上的年代。

“五两保三餐”——生产前线的职工也食不果腹。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几万会战石油职工的家属、孩子加起来是怎样一个数字？她们吃什么活着？

不善言语的薛桂芳擅于行动：

一顶帐篷，罩住了荒原的春天。

五把铁锹，翻开了处女地的黑土。

五个姐妹，拓宽了石油的界线。

大庆家属，撑起了油田半边天。

假如没有她们手上的血泡，会有土地的新生吗？

假如没有她们躬身拉犁，会有粮食的报到吗？

假如没有她们青春的奉献，可以想象油田会战的成功吗？

假如没有她们生命的奠基，世人能够看到一个世界级大油田的顶天立地吗？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顶帐篷里孩子的哭声仍然啼响在耳畔，那片土地上母亲们的呼唤仍然在拔节的庄稼上飘来荡去……

缝补厂

缝补厂早就改名了，可是人们不管记没记住新厂名，都还张口闭口地称它为“缝补厂”——称呼什么，往往和心情、感情丝丝相扣。

“牛棚创业，两口大锅闹革命”，这是那个年代逼出来的传奇。

肩挑缝纫机，怀揣针线包，背着棉花和补丁包袱上前线，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温暖。

拆旧翻新，利用旧纽扣、旧裤钩、旧领钩几千万个，这是那个年代永不贬损的价值。

有了缝补厂，就有了杠杠服，就有了“大庆工人无冬天”的撼人场面。

有了缝补厂，就有了狗皮帽子、大头鞋，就有了“老会战”嵌在心底、传给后代的骄傲和自豪。

两个油田青年女工戴着狗皮帽子、穿着杠杠服和大头鞋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眉宇藏英，笑靥溢情，美滋滋的样子可谓天下无双——几十年过去，她们一定穿过各式各样甚至价格不菲的服装，不知有过多少和青春乃至整个生命相连接的花样灿烂的美好感觉？

知情人说，建厂初期的领头人，那个挑着缝补工具上前线的转业军人鄢长松前不久去世了。闻说的彼时，我不禁默然，五味杂陈的心里竟跳出张思德的名字——为大庆油田会战以及高产几十年献了青春献终身的我的前辈，你们纯粹，你们高尚，你们泰山般令后人景仰……

地宫门

或许是缘于只有打开地宫之门才能获取石油的考虑吧，早年间大庆油田年产千万吨的采油一厂的会议室取名地宫门，除了开会，油田的大型演出一般也在这里——艰苦年代，地宫门油田建筑里凤毛麟角。

第一次走进地宫门是在1966年的初春，大庆一中在这里演出了“大庆中学生组歌”，我配合曾创作歌曲《石油工人硬骨头》的音乐老师赵正林写了串联词并参与朗诵。具体的内容都已忘记了，但沸腾的氛围记忆犹新。

意义深刻的是同年5月初的一天，学校的几个文艺骨干被通知晚上到地宫门观看声名鹊起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坐定后不久，周总理等领导人陪同阿尔巴尼亚的谢胡一行进来，铁人王进喜也在其中，一顶狗皮帽子一身杠杠服的行头，微笑着和领导贵宾们坐在前面不远的座位上。

演出像剧名一样充满向上的力量。演出结束后的掌声表达了全场人员都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兴奋而又激动。

之后不久“文革”开始，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此与山林风雪相伴10余年。

在几乎忘却《初升的太阳》的时候，太阳倏然升起，阳光拽着全家人重回油田。

但《初升的太阳》的编剧兼导演孙维世已惨死在“文革”中。

铁人也已成为永远的雕像。

后来我去拜谒过地宫门，它在高楼下是那么陈旧凋敝，已然是风烛残年了。阳光斜照里，站在地宫门仍有人进出的门前，赵正林老师拉得那么好听的手风琴声隐隐而又不可遏制地从心底涌出：“石油工人硬骨头，哪里有困难，就往哪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