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最初深刻的记忆源自一顿窝窝头。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刚刚7岁的我，被十分陌生的父亲从遥远的四川接回到大庆。已经完全记不得当时是怎样的风尘仆仆和旅途劳顿，只记得父亲用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把我从火车站驮回家中。我陌生地打量着低矮的土坯房、简陋的用具陈设，还有很陌生的父母。4月初的大庆依然寒风扑面，光秃秃的四周没有一点的绿色。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举世闻名的大庆油田，此后自己的未来会和这片还十分荒凉的土地联系在一起。而接下来一连三天的吃饭却成了大问题，已经在南方吃惯了米饭的我，怎么也难以咽下高粱米、窝窝头，终于在第三天的时候坚决罢吃了。愤怒的父亲终于忍不住，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我的小脸顿时起了红印痕。这时，父亲一下呆住了，父亲显然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回到身边的女儿。我不敢再哭，拼命忍住满心的委屈，伴着嘴角的眼泪吃下了难咽的窝窝头，这也成为我最难忘的一顿午饭。

尽管此后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但对父亲的那种陌生感却很久都没有消除。看着别的孩子和父母那种天然的亲近，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捡来的孩子。在这种磕磕绊绊的隔膜中，我渐渐了解到父亲是一名“老会战”，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大庆油田，长期从事石油勘探开发工作。由于父母多年两地分居，只能在我几个月大的时候把我送回四川奶奶家。尽管后来回到了父母身边，可父亲还是经常不在家，常年奔波在野外现场，依然很难见到父亲的身影。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父亲由于身体原因，重新调换了工作岗位，从勘探开发转到了地宫陈列馆。这个当年以宣传大庆油田的石油开采、科技发展、突出成就的陈列馆，曾经经历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辉煌。所有到大庆的人几乎都要到地宫参观，甚至一天要接待几千人，最高峰时候，为了接待参观的人，铁道部专门增开了火车专列。父亲深知地宫所担当的特殊使命，依然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每次全国科技博物馆开研讨会，父亲都要准备论文，满怀激情地把地宫介绍给全国的同行，而在不同的博物馆杂志上都留下了父亲的文章，也见证了当时地宫的办馆水平。当父亲讲起这段历史，总是焕发着一种光彩，我深知那是父亲生命中最光彩的部分，地宫已经成为父亲体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意义的舞台。或许，人人都有这样一个舞台，自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无论有无观众，那种绽放都是独一无二的。

90年代中期的一天，父亲有些沉重地说，地宫快拆迁了，要重新建新馆，规模比原来要大许多，展览的形式也更新颖了，并且邀请父亲当新馆的顾问。可父亲好像有些闷闷不乐，特别是旧馆要拆除，让父亲心情格外沉重。我当时并不能体会父亲的感受，也没有多少宽慰父亲的话。直到2008年的一天，已经退休10多年的父亲，拿出一沓文字和长长的设计图纸，那是父亲多年来从事博物馆工作发表的各类文章，并和我讲起想要出一本图文并茂的关于地宫的纪念册。我惊讶于父亲的认真，这个梦想肯定在父亲心头埋藏了许多年。因为年迈的父亲视力已经越来越模糊，想到父亲用放大镜一点点地找出他要的文字，并勾画出这些设计图，我的眼睛有些湿润。现在想来，父亲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地宫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而父亲一直魂牵梦萦想要努力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印痕。

人到中年的我，对父母的依恋越来越深，对他们当年的举动也有了更多的理解。身边的这个城市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新，越来越大，许许多多的建筑物拔地而起，一条又一条的大道、一个又一个的小区广场、一幢又一幢的参天大厦，把大庆装点成为一个新型的石油工业城市，而父亲却越来越老。从曾经的地宫，到今天的铁人纪念馆、大庆历史陈列馆，几十年的时间，大庆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记载在成长中的这片年轻的土地上，而更多的历史足迹则凝固成博物馆，让更年轻的大庆人在精神回望时有一个可以停留的地方，也让我们的石油父辈从心底有一种欣慰。

当我带着女儿参观新落成的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时，我为女儿认真讲解着铁人王进喜的故事，讲解着大庆油田的发展变化，女儿却蹦蹦跳跳地跑开了，如同小时候的我。我注意到这里有一台电脑，每一名参加石油会战的老石油人，点击电脑都可以查到自己的名字、工作简历。我轻轻敲出父亲的名字，当父亲的名字赫然显现时，我忽然热泪盈眶，这一刻，我深深为父亲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