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萌生过去鲁院学习的想法，因为诸事杂乱，未能成行。后来，时间的指针移到2003年，去鲁院学习的愿望将成为事实，我却有些犹豫，因为不再年轻。我认为去鲁院学习的最佳年龄是20余岁，初出茅庐，跃跃欲试，天大地大不如野心大，很好。挨到40多岁，再去鲁院似乎晚了些。
很多事都是这样，有力气的时候没资格，够资格了没力气。但40余岁不算晚，力气还足。我心里一时出现的犹豫，其实是时间引发的一点感叹，所以鲁院当然要去，这是一种宿命、文学的方向和人生的方向，不去是愚蠢的。青蛙说天只有井口大，早就看惯了。我不是井底的青蛙，很愿意去北京的鲁院交朋友。
那年我在昆明的日子焦头烂额。儿子读高二，我每天下午开车接他回家，晚上在书房写一会儿小说，跑去他的房间，把趴在桌上睡着的儿子揪起来，催促他继续做作业。可我返身离开，他干脆躺到床上去，呼呼大睡。
好了，现在，去北京，去鲁院。我有一个堂皇逃避的借口，可以去过自己的日子了。
3月初，我飞到了北京。
二
那年恰逢“非典”，我去报到的时候是3月初，很快北京城里风声日紧，我无视满城的生死议论，守在鲁院哪里也不去，关起宿舍的门，每天写小说。写和再写本身，已足够让我幸福。
忽一日，发现鲁院彻底封门，该走的都走了，剩下我和十几个同学，留在宿舍楼里独自快活。
从前在故乡昆明，我整天瞎操心，现在知道，昆明离了我，单位离了我，家里离了我，各方面更好。我从前在故乡昆明，其实很多余，佛说人因偶然的因缘来到世界，不要以为自己很重要，真对。
于是就埋头写作，写和再写，读书，读和再读。
留在鲁院的同班朋友中，有一个女人跟我最熟，她叫王曼。她原来在昆明工作，爱好文学。她到《滇池》投稿，接受过我的谆谆教导，算作者也算学生，后来三转两不转，从部队医院的护士，变成军艺学生，再变成成都军区的文学杂志编辑，又变成了我的鲁院同班同学。是她进步快还是我在退步？记得我来北京鲁院前，接到她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将成为我在鲁院的同学，一下子让我既惊讶又略感丧气。我说你倒是胆子大啊，敢做我的同学？
当然是玩笑，很高兴她成为我的同学，他乡遇故知，是人生快事，何况还是一个美人，何况她进步神速，发了很多小说还出了几本长篇。鲁院还有别的新朋友，比如刁斗，名气大得很。比如董立勃，他的小说《白豆》，我印象极深。比如傅小红，《钟山》杂志名编，早有耳闻，《钟山》是我最喜欢的杂志之一，苏童做编辑时，我就投稿，可惜小说没发成，发到《花城》去了。现在跟傅小红女士成为同学，实在荣幸。再就是程绍武，《人民文学》的编辑，不得了，上《人民文学》是天大的事。还有方文，《中国作家》编辑，多大的牌子，人又很好相处。还有王雁翎，《天涯》的编辑。《天涯》这本杂志，我经常买来看。我在《天涯》发过两篇稿，很遗憾没能写得更好，现在赶紧写，要真正写好，写不好不敢出手，出不了手就白来北京的鲁院一场了。
还有更多，2003年的那个班叫主编班，全中国的文学编辑来了大半，都是好朋友，会编能写，一个个艺高人胆大。比如刘俊，手上长了很长的毛，大侠一样吓死人。据说吃过晚饭7点钟就睡觉，凌晨3点起床，提笔就写，哗哗写到天亮，一篇小说就完了，谁见过这种奇才？
三
来鲁院上课，开始就不在乎，什么岁数了，还听人讲课？后来才明白世界之大。见过或没见过不一样，上课或不上课不一样。上课讲的不全是文学，是杂学，历史、哲学、军事、外交、气象，司马南都来讲课，课程安排真有想象力。上课都是漫谈式，大师讲课，重要的不是知识，是思想启发，某种态度的引导。
有几个班上的朋友很特殊，印象深刻。比如杨晓敏，把小小说搞得风生水起，小麻雀养成了老鹰，翅膀一扇黑压压一大片，财大气粗，请人吃饭上一大堆茅台。另一个就是张懿翎，能干的编辑，霸气十足又热心肠，上课听不下去就举手反对，外出玩耍，张罗起事情来得心应手，毫不费力，抽点空随便写写就是长篇。
还有施晓宇，最早对网络敏感。刘杨，重庆的火辣，妖媚聪明又文雅还是书法家。郭文斌当时不出声，不知道在搞什么，但他不吃肉并且反对浪费食粮，让我感到神秘。我和他一起去天津玩，他执意去南开大学看看，让我肃然起敬。分手几年后，郭文斌写小说终成气候，获鲁奖什么就不说了，只说他到处讲孔子，我就无比感动。
王童务必提到，重要人物，非常特殊。他有健身教练的身材，超级热情，隔天就抱一个纸箱来鲁院，里面装的都是能吃有用的东西，见同学就送。他是小说家、《北京文学》的重要编辑、电影专家，家里收藏了无比多的碟片，每天带来，在鲁院放给大家看。他的摄影技术不消说，相机的镜头很长，他咔嚓咔嚓地拍照片，煞有介事。
鲁顺民是个书虫，开口就是某某作家和学者的大名，如数家珍，读书之多让我惭愧。人说山西好地方，那个地方我还没去过。中国史书上，山西写过一笔又一笔，黑糊糊一片都是墨迹。对比一下才发现，我的故乡昆明，跟中国其他所有地方都不一样，那是中国文化的静土，天下乱哄哄，昆明或云南，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它最没有传统，又可以说另有传统。
所以来北京很好，来鲁院很好，结识遍天下的朋友很好。走在北京的街上，很奇怪就会从国家的角度想问题。在昆明我长到40多岁，无数遍想过中国，其实很空洞。来到北京，中国才变得具体和明确。
四
熬到6月底，“非典”不见结束，鲁院宣布完全休课。剩在宿舍楼里的我们十几个人，也全部回家，等待复课通知。
一年的时间现在想来很短，当时足够长。陕西的杨莹同学，报纸编辑，写小资的文章，温情脉脉，在北京也有人请去喝茶。其他同学每天有人找上门，轮番轰炸地请去大吃。
王曼玲在军艺上过学，北京城里熟人也多，饭卡几乎是新的。只有我，饭卡戳满了洞，天天在食堂吃饭，吃完了上楼，关门写小说。文学对我是一个结，死结。世上总有一些人，爱做某些事超过一切，成为死结，累而无憾，我就是其中之一。
40多万字的小说，1个长篇6个中篇，都是在鲁院的宿舍里写成，都发了，写作本身就快乐，感谢鲁院。
还要感谢离别前的那个夜晚。
40多岁的人一大堆，因为学业结束，约了去街上一家餐馆吃饭。天黑了，喝了酒，吃着吃着，有人提议唱歌，一人唱，两人唱，全部人一起唱。又不是在自己家，街上的餐馆还有别的顾客，不管不顾的，开口就唱。唱得歌声回旋，感情深厚，唱得餐馆老板惊奇地跑过来问，然后老板自己也激动，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跟着一起唱。忽然我们中有人哭起来。餐馆里只剩我们一帮同班的朋友，街上夜色深沉，冬天的风刮得呜呜响，我们还在唱，有人还在哭。记得是施晓宇先哭，一个人哭两个人哭三个人哭……
10年前的往事，2003年12月北京的冬天啊，十里堡鲁院老地方门口的餐馆啊，一帮天南海北原来互不相识的朋友，四十好几的人了，搂着肩膀，摇来晃去唱着歌，一边唱一边哭，流下了真诚的眼泪，那一幕后来无数次在我的梦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