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不完全是一本书，而是一个人，谁接触它，谁就在接触一个人，因为它会引起人性的共鸣。回忆录是传记的一种。薛昌津的回忆录《屋檐水点点滴——一个家庭的百年风雨》（以下简称《屋》），一改过去回忆录刻板堆砌、平铺直叙、流水账式的见闻记录，而是“笔锋常带感情”，真挚地呈现了父母、兄弟和自我命运的跌宕起伏、坎坷磨难；传主作为亲历者，饱满深邃、如泣如诉地既写出亲人的外在经历，又写出自己内心的情感，正是这种真情实感的告白与倾诉，打动了同时代无数见证者。薛昌津的这一直抵性灵、感动人心的回忆录，无疑开启了回忆录写作的新路径。

回忆录，这一传记文类中的亚自传，在恪守“自传契约”的同时，必须兼顾读者的接收效果。传主、传记、读者是一个循环互动的有机体，若传记文本不能启示、激励、温暖读者，就不可能称之为“好作品”，因而也不可能有“好效果”，对作品而言，好效果是硬道理。

传记的好效果应该是传记家为之呈现的真诚、真情、真相。为此，传记家必须属于自己的时代，而不属于任何别的时代。传记家自身的亲历性能够更好地坚守传记的真实性。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生灵涂炭、喋血千里，无论家国都承载着巨大悲剧。 薛昌津1934年出生在重庆一个国民党的军官之家。她8岁时，父亲背叛母亲，在抗日前线另娶妻室。她与哥哥寄人篱下，母亲带着弟弟以教书度日。重庆刚解放，她与哥哥一起参军，参加了湘西剿匪、抗美援朝，作为文艺兵的她冒着炮火硝烟为前线官兵巡演、救护，并荣立三等功。1954年转业后，又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本科。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们一家6口命运多舛，家中的3位男性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入人生低谷，甚至屈死他乡。

被厄运笼罩着的这一家人，最为令人敬佩与感动的是母子情、兄妹情、姐弟情，一家人相亲相爱，不离不弃。即便在逆境中，心中的信念与理想从未泯灭。最终，薛昌津的父亲、哥哥、弟弟都得以平反。他们一家人都曾满怀激情地想着“一贯有益于人民”，想着“献给您，亲爱的祖国！”那种高尚、美好的情怀即便经历狂风暴雨、万千劫难依然初衷不改。耄耋之年的薛昌津在参军60周年的老战友聚会上，深情地说道：“无怨无悔啊！我们的赤诚一如既往。”

“王者之道，化之。”传记除了使英雄豪杰名垂青史，它的另一重要功能便是激励、教诲。那些灿若星辰的传主是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罗曼·罗兰说他写《贝多芬传》，目的是“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地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梁启超运用传记“新民启智”，改造人心，引发每个人的“内发力量”，从内部来启发生命。

薛昌津的《屋》真诚、动情，仿佛是捧着一颗真心向我们走来的慈祥长辈。没有说教，没有抱怨，没有居功，有的只是感恩、无私的心和深深的家国情怀。“吾心既宇宙，宇宙既吾心。”薛昌津的人生可以诊治我们时代的“心病”。因为“心之病”成为“身之病”和“社会混乱”的诱因，而它又形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可以从薛昌津的回忆录中获取精神的力量，对抗我们生命中的魔性。

薛昌津的父母、丈夫、哥哥、弟弟都已经驾鹤西去，而她对往昔真切的回忆，使那些长眠的亲人能够栩栩如生、和蔼可亲地重返人间。弟弟薛昌洪曾在给姐姐的照片背面写道：“弟弟永远需要姐姐”。这位有着文学天赋，在尘世仅仅度过30年的北大学子，正是因为姐姐的回忆录而重新复活。薛昌津的回忆录赋予家人和那些同甘共苦的战友们以别样的生命姿态，永远存活在历史的天空，同时，也使他们有尊严地、独一无二地、绝无仅有地存活在千千万万的读者心间。

“人生皆戏剧耳！”这是薛昌津父亲在新婚照片背面的题字，一语成谶。晚年时，他希望破镜重圆，给薛昌津母亲的信中写道：“几十年过去，我没说错吧？”千真万确，真正的人生比小说还传奇。我们的传记应该回归，回归人性、真诚、真相。远离抽象化、脸谱化、“高大全”和歌功颂德的弊端。

保持原本就是对自我的最大保护。薛昌津的《屋》感情深沉，使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读者眼前跃动。我们感受到那代人对祖国人民的赤子情怀，也为她哀婉无助的哭泣动容，为她的挣扎、不屈、向上，“磨砺出精神”而叹服……虽然这是一本平凡人的回忆录，但她闪着精神的光芒走向我们、温暖我们，她与我们同在，从此不再远离。

这就是传记的魅力：一个女兵的回忆，一个世纪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