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当前长篇小说的评估问题。某种意义上，对当下长篇小说的讨论，实际上也就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现状的讨论。这个讨论，从来就有分歧，而且常常很极端。我之前读到一则报道，是路遥文学奖评委对当下长篇小说的评估———“读当下的小说，最大的感觉是幼稚空洞，索然无味，有椟无珠，缺少文学灵魂，在小说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上都很不够，都没有写出历史和时代的中国真相，甚至刻意回避了真相，让小说变得轻浮无聊。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则是泡沫化的文学，遮蔽虚化了历史和现实，掩盖了真相，文学灵魂不知所终，或者从来就没有。评委会表示，中国的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绝大部分属于包装纸文学，没有我们期待的文学高贵的灵魂。”这样的评估，流于概念性，帽子很大，令人不可接受，它对当下文学的评判，缺少客观依据，令人不可接受。

对当下长篇小说的评估问题，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数量问题、质量问题。在我们这个文学大国，我以为数量和质量的不成比例应是文学的常态，如果数量和质量成正比了，是不可能且不可想象的。当下的长篇创作恰是处于一种新常态：就是某一个阶段落入低谷，没有亮点，没有兴奋点（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违背规律，要求作家每一个阶段都写出好东西来。

对当下长篇小说的评估，有一个现象，就是“70后”作家经过相当一段准备、酝酿之后已经开始向长篇进军，曾经“50后”、“60后”作家构成的长篇队伍，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这是一个自然趋势，而且一定会有某种像“50后”作家长篇创作的那种景象到来。

二、关于中国文学的谱系。思想是有谱系的，知识是有谱系的，文学也是有谱系的，它是知识谱系的一部分，只是形态不同。路遥的文学谱系是什么？是19世纪文学，它的思想谱系是德国古典美学。文学能写到哪里，和作家的思想接受、文学接受有关，思想接受和文学接受也许是影响气象格局的背景性东西。

文学无论就整体来说，还是个体来说都是累积前行的。文学首先遇到的问题，也许不是超越问题，而是传承问题。文学的累积前行，有两个路径，一个是个体经验上的累积，一个是整体经验上的累积。比如《白鹿原》，《白鹿原》当然是很好的长篇，可是谁要认为《白鹿原》是个人才华的产物，那是缺少常识，缺少历史感。没有《古船》《活动变人形》，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思潮，就不会有《白鹿原》，所以它看似个人的产物，实际上是整体文学经验的产物，这里是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的。

新时期文学30多年，形成了一些传承，有些传统还比较脆弱，但值得珍惜，例如启蒙的主题，例如现实主义精神，我朦胧地感觉现在存在一个辨识问题，一个传承而不是超越问题，文学任何时候都有节点，向前走的时候不妨向后看看。

三、关于理性思维的问题。长篇小说被理解为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承担的是体系性的思考。那它就存在一个理性思维问题，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停留在本能的、质朴的、直观的反映论层面，它上升的高度一定有限。好的作家，一定是注重自己的理性思维的。这越来越成为当代作家重视的问题，也是长篇创作要遇到的问题。

四、重返19世纪文学的问题。 截至目前，我们接受得最多的文学恐怕还是19世纪文学，19世纪文学构成了我们文学谱系的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最多的是19世纪文学。我们现在讨论长篇小说，被人们担忧的人物问题、细节问题、气象问题，实际上是在19世纪文学那里获得的概念，我们实际上是在用19世纪文学的传统和遗产比照今天。重返19世纪文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文学层面，另一个是思想层面，就是它延续了启蒙思想、人文思想后来又上升抵达的现代理性，例如：民主的概念，平权的概念，现实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我们这个国家大踏步向前走的时候，实际上一些基本的思想问题、精神问题并未解决。

五、多种声音的问题。这是一个从19世纪延续至今的问题，也是一个长篇小说内部问题，鲁迅评论外国小说，没有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那么高的了，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显示灵魂的深者，说他是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把作品中的人物，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是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底下的真正的洁白来。在巴赫金那里，对复调小说的强调，核心是对写作者独立意志、独立价值的尊重。

巴赫金总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实际上发展了古典长篇小说的认识，如何在长篇中表达不同的声音，是不是一个自我拷问问题，是不是一个立体问题，是不是一个气象格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