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越来越让人觉得是冷艳高贵的长篇小说（novel），出身却并不怎么遗世绝俗。长篇小说来源之一的罗曼史（Romance），也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起先不过是依傍贵人的骚客们的谀词，用来换取一点残羹冷炙。18世纪长篇小说的兴起，也离不开贵太太们汗津津的体臭，女仆们烟熏火燎的厨房，并非温室里的花朵、无菌房里的幼苗。因而，现代小说的起始阶段，在口味上也不像现在这样苛刻挑剔——经不起推敲的道德裁决，浅白无隐的禁忌情欲，怪模怪样的放肆议论，冗长烦闷的景物描写，并不合理的情节设置……都理直气壮地在小说领地里昂首阔步。
或许是因为美学上“无利害性”（Disinterestedness）观念的推广，或许是由于“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倡导渐成主流，或许是不知什么原因，小说这一体裁变得越来越有洁癖——不能批评情欲，不能写完美的人，不能对人物有道德评判，不能有作者跳出来的议论，不能这样，不许那样……如果把这些不能和不许列个表，大概会发现，有洁癖的长篇小说似乎不再剩下什么，或者，只剩下一样东西——“大家当可以看得出：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到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可言。里面，没有多大鼓动的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不过，即使让人聊以快意一点，也可以算作一种用处的：它能使作者胸中的不平因写出而得以平息：读者虽得不到什么教训，却也不是没有益处。”
长篇小说就这样变成了一种极其娇贵的物种，一面在技艺的探求上愈发精妙，一面却胃口越来越差，可吸收的东西越来越少，仿佛一个脑袋巨大而身形孱弱的畸形儿，显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来。如果长篇只是沿着一条越规划越窄的航道前进，那差不多就可以断言，“小说已死”的感叹，过段时间就会癫痫性地发作一次，并最终成为事实。
希望上面的说法不会让人误解，即认为小说技艺并不重要。相反，不管长篇小说要有怎样的向上气象，技艺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甚至是首要的起点。在古希腊那里，艺术首先是一项技艺。这个朴素的源头提醒我们，一个人在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之前，必须首先是个卓越的工匠。一个伟大的作者，也必须已具备了必要的写作技术，尔后才能用高度的创造性来赢得自己文学封神榜上的地位。
这个强调当然也要防备一个相反的会意，即认为技艺是小说惟一值得重视的东西。如果小说不能恢复对世界的好胃口，不把其兴起时的朝气，发展时的锐气，绵延时的大气，以新的方式在此放进小说现下的技艺之中，恢复更为健康的胃口， 长篇小说的前途，起码就目前来说，仍然岌岌可危。可是，怎样把过往的技艺放进小说现下的技艺之中呢？
能剧宗师世阿弥的一段话，大约可以说明如上的问题。他在《风姿花传》中说，“作为‘能’演员，虽然掌握十体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可忘记‘年年岁岁之花’”。“十体”是能剧的各项具体技艺，所谓“年年岁岁之花”，则是将“幼年时期的童姿，初学时期的技艺，盛年时期的作派，老年时期的姿态等，将这些在各时期自然掌握之技艺，都保存在自己的现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有野心的长篇小说写作者，其使用的小说技艺就不应只是单纯的当下技艺，也不应只是试着恢复过往的某些技艺，而必然是复合了过往小说诸种技艺在内的“现艺”。
把过往的技艺都保存在现艺之中，还只是保守性向上路线，而长篇小说甚至有更锐利的向上可能。是什么？
在写作《追寻逝去的时光》之前，普鲁斯特已经写了不少文章，有成千上万的笔记，有一本未完成的小说，但新作品始终找不到满意的形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普鲁斯特认为，不是自己缺乏意志力，就是欠缺艺术直觉。他为此苦恼不已：“我该写一本小说呢？还是一篇哲学论文？我真的是一个小说家吗？”或许可以确信，当一个真诚而有天赋的写作者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走到了某种新文体的边缘，再进一步，或许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新世界筚路蓝缕的创始者，永远不会面对一条现成的路，他只能靠自己从洪荒中开辟出来。走这条路的人，要有“先进于礼乐，野人也”的气魄——最先接近礼乐的人，是创始性的“野人”，前行的路上还没有依傍。在这样的“野人”脚下，新的路才会出现，所谓“道，行之而成”。或许也只有这样，写作者才不会一直纠缠在小说的诸种清规戒律上，而是恢复小说本有的好胃口，把小说曾经的探索有效地转化为自己的前行资粮，不因为困难而止步，以特有的小心尝试适合自己的文体。
当写作者的才华、品味，乃至于性情、感受力和判断力，通过陌生而精微的写作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新文体即将出现，新的文学世界也将徐徐展开，那些看起来庞杂的中国经验，也才可能形成一个足供思考的整体。甚而言之，新文体是否仍被称为小说，已不再重要。就像普鲁斯特，当《追寻逝去的时光》出现的时候，怎样命名这本书已不再重要，记得它是一本伟大的著作就够了。写作者或许应该清楚，为自己只千古而无对的体悟寻找独特的表达形式，本就是先进性写作的要义，也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天赋的独特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