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主张载道的一派一直以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为最终的目的，由此形成了与言志派不同的创作思路和方法，由此促成了中国文学创作文以载道和歌以咏言的融合。

一般认为，从民间创作传统到文人创作，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脉，特别是诗歌的一种流向，即中国诗歌是从一种源自民间、反映民间风俗与生活的艺术形式，通过文人对中国诗歌的加工、改制，直到进行独立的创作，逐步走向了文人创作的精美和含蓄的，在此过程中，儒家的“仁”作为一种主流的思想，深深嵌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文人创作的文化根基和价值核心。钱穆先生说：“中国人重人，乃重其心之有道，心相通，即仁道，亦即神。”其实这就是孟子说的：“仁，人也。”“仁，人心也。”古代士人所讲究的立功、立德、立言，也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并围绕着“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去进行中国独有的文人化创作的。从这一点来考察李育善的散文，其散文创作也是与之相契合的。

李育善散文中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敬天与敬人。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天”，既是高于人的自在的主宰世界的“天”，又是儒家心性论传统中内在于人的义理的“天”，因此儒家讲究天道，并将人世与之结合起来。而李育善文章思路的两端其实就是这个两个因素，这也是他文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他在《惊蛰之后》才能有这样的文字和作为，“放下行李，我就急着要入户了解情况，殷主任笑着说：‘不急，不急，先吃饭吧。’我态度很坚决：‘不，来了就要抓紧时间，先入户，啥时回来，啥时吃饭。’”有了中国传统士子的责任感，李育善才能这样俯下身子去做，才能在“市委常委会研究让我作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的时候，“心里是高兴是惊喜还是担忧”，乃至于“越想心里越沉重,连半点兴奋也没有了”（《食与药》），其中支撑这种情感的还是对于百姓生活的关注和关心，这一点，是有古代的知识分子所讲究的“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内涵和价值的。

一般而言，在儒家思想熏染下的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对人民的疾苦和艰难会感到难过和痛苦，天然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一点在李育善的散文中是突出的。李育善散文写作的出发点之一，肯定是一个作家对于世俗生活的肯定和热爱，他在很多文章中都体现了这一点，《过了霜降》中写到，“车子在河道里颠簸过一个湾，郑支书在指挥挖掘机给车装石头，打过招呼，他去忙了。我们已经处得像一家人了，像平凹先生说的，见面不用握手，也不用说客套话”，也说明他与村里百姓是融为一体了。我一直认为，写生活应该多写平民百姓世俗化的生活，百姓为大，这也是如今所应该更加强调的，这也应该是中国精神中“仁”的一种最高体现。李育善的散文中，是有着比较集中的展示的，他是将这些作为写作中的一个突出重点，来加以关注和书写的，而关注这一点恰恰是一个作家的职责。作为一个写作者，李育善努力呈现和还原最真实的生活，使得我们从某种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层面上，知道它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一种生活中的“仁”，一种写作中的“仁”。

有了这个“仁”做情感的基础，就会有心境的祥和与安宁，就会有对于亲情友情的看重，李育善对此也是做了很好的抒写的。比如在《您在那边还好吗》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周末午休，梦见母亲在敲门，我一骨碌爬起来，扑去开门，却什么也没有，这才醒悟只是一个梦。返身回屋，给母亲上一炷香，坐下来陪她。这一去就一年了，您在那边还好吧。”当然李育善在写作中，也有对生命微小而短暂的微微叹息，这与李育善对于亲情的看重，不但不是一种矛盾，而且是一种补充，因为多为国家担责，为百姓分忧，与一个人对于亲情的看重，在人生的长河中，是同样重要的。

李育善散文中有一种乐观精神，“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是李育善工作和为文的出发点。他无论在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从来都没有丧失过信心，放弃自己的理想。即使工作最不顺利的时候，他仍然怀着理想，比如在《一个村子的选举》中，他面对在村庄选举中的问题及其复杂性，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体现出了一种面对这一新工作、新事物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的情怀。这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在修身治国的理想信念支撑下，骨子里始终保留着一种乐观精神是一致的。正是这种精神，千百年来推动着中国社会缓慢艰难而又自强不息的前进，它既是中国古代文人历代传承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华文明的关键和核心，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当然也包括李育善这样的作家，这是李育善文章中体现的重要价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