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网上的卫星地图放大到1厘米等于5公里时， 长白山恰似一只巨人的眼球，在中国东北的半边绿脸上突兀而出。当年岩浆流淌的痕迹，是眼球的血丝；蓝色的天池，则是瞳仁。
搓动鼠标滑轮，继续将地图放大，会看到长白山周围，一道道山脉像绿蜈蚣，一条条山沟像白蜈蚣。我在安图县城西南方向找到一条白蜈蚣，确定我和妻子的目的地就在它的一条爪子上，便坐上K1450这列绿皮火车出发了。在日照时日在中天，到那里已是次日晚上。
早先与亲戚通话，听他们频繁说到“沟里”，以这个词语指代住地，到那里一看，果然。两边是山，中间是沟，沟畔是一个屯子。头顶，则是干净无比的星空。银河高悬，从西北到东南，与这条山沟的走向一样。
亲戚们早就聚在表妹郑爱芬家里等候我俩。握手寒暄，满耳朵都是莒南口音；正冒热气的豆腐豆脑，让我想起了母亲的手艺。被领到里屋脱鞋上炕，我才意识到这里与家乡的重大区别。
火炕真够大，占了屋子的三分之二面积，烤得人周身发暖。不只东屋有，西屋也有一盘，也是同样大小。众人到炕上坐齐，妻子说：“俺来晚了，早该来看看你们的。”二妗子将头一低，汪然出涕。
沉默片刻，妻子又问：“当年来这里用了几天？”她说：“用了五天，可费事了。先是步行18里去坐汽车，再到临沂转车去兖州。在那里上火车，我背的几个干瓢都挤碎了！上了车连个座都没有，咣当到长春，再咣当到安图，我呕了不知道多少回，那个难受呀，死的心都有了。下了火车，老郑家的人赶着牛车来接俺，一出县城就往山沟里钻。雨下得刷刷的，牛车咕噜咕噜，咕噜了大半天还没到恁大舅那里。俺跟恁二舅说，这是什么地儿，怎么除了山就是沟呀？咱是哪辈子伤了天理，撇家舍业往这里跑？”
我在一边听得伤感，抬眼打量这一家人。这是妻子的二妗子，两个表弟一个表妹，还有表妹夫和表弟媳妇。三表弟在吉林北安大学任教，去南方出差，没能回沟里与我们见面。第二天，我们又见到了大舅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见到了村东山坡上的三座坟，那里埋着姥娘、大舅夫妇和二舅。至此，我才将这个大家庭的主要成员数算清楚。
上坟时已近黄昏，夕阳落在大沟西头，冷风飕飕，草木啾啾。品字形的三座坟墓，在我看来，全由苦难筑成。
这些坟，本该筑在山东省莒南县相沟乡圈子村。或许，两个舅舅至今还没入土，依然健壮地生活在那个盛产花岗石的村庄。是1960年的那场大饥荒，给这一家的苦难历程拉开了序幕。没有粮食，吃糠咽菜，许多人担心活不下去，便扶老携幼逃往东北，大舅一家也在其中。这些人被叫作“盲流”，意思是盲目流动人员。但其实他们的流动并不盲目，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找个地方活命。来到长白山下，进入一条条大沟，随便刨出一片黑土地，就能种出粮食；到山里走一走，还能捡到各种木耳、蘑菇等山货，偶尔还能挖到人参。大舅觉得东北好，衣食无虞，一再给守寡多年的母亲写信，让她也去。母亲贪恋故土，下不了决心。等到“文化大革命”闹起来，她因为是富农出身，要经常戴着高帽子挨批斗，还要天天早起与“四类分子”一起扫大街，为逃避屈辱，才让大儿子回来带她走了。与大儿子在一起，却又想念小儿子和两个闺女，就在1975年回来，想住一段时间再走。然而只住了一年，噩耗传来：大儿子给生产队打石头，因为塌方死去。老太太一路痛哭赶回去，二儿子也带着全家随后去了，因为他要担负起赡养母亲、照顾哥哥一家的重任。去后第5年，老太太还是思念闺女，又回了老家。在家住了半年，又一封电报拍来，二儿子因为车祸丧生。两个儿子，死时都不到四十。老太太回到东北，守着两个寡妇儿媳和孙子、孙女，整天以泪洗面。回老家一趟，就死一个儿子，她认为罪在自己，从此再不敢回去，最终死在这里，没能与年轻时死在圈子村的丈夫合葬。
在这个叫作福利村的屯子里逛游，遇到的人都是说临沂话。他们都是“盲流”后代，有20世纪50年代来的，有20世纪60年代来的，有20世纪70年代来的。大舅家表妹夫叫袁久胜，也是圈子村的，他父亲当年是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便带全家到了东北。这位教师先在黑龙江伊春林场伐木，后到吉林安图投奔老乡，与我妻舅同住一条山沟，两个屯子相距3里。袁久胜高中毕业，连续参加四年高考，终于没能考上，却得了个绰号叫“秀才”。经人介绍，他与住福利村的郑爱梅成亲，才知道两家原先在圈子村住对门。二舅家表妹夫叫王世华，家是临沂河东区重沟村，他爷爷逃荒到了东北，如今已经有了第四代传人。
那个年代，往东北跑的人像蚂蚁一样络绎不绝。吃不上饭的穷汉，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政治上受压制的人员，都把东北当作了世外桃源。先安下家的，每家都要经常接待来自老家的人，无论是否沾亲带故，因为都是天涯沦落人，便惺惺相惜，尽力帮忙，大炕上经常住得满满当当。帮他们建起房子，让他们单独居住，又有人风尘仆仆赶来，填充大炕上刚刚腾出的空间。表妹说，她那些年整天织毛衣，不知织了多少。那些光棍子，想让身上暖和，又想打扮自己，一个个买来毛线去求她，她也不好意思推辞。光棍汉在沟里干上几年，攒了点钱，就回老家找媳妇。手脖子上戴一块表，胸兜上卡几支钢笔，穿皮鞋披大氅，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成功率。因为家乡人活得艰难，姑娘们都把嫁给他们当作改变命运的契机。那时家乡流传一句话：“黑不黑，东北客（临沂话，读音为kei）。”意思是不管人长得是黑是白，只要是东北客就可以嫁。还有人唱出这样的歌谣：“大嫚大嫚你甭愁，找不着青年找老头。不管老头黑不黑，只要领你闯东北。”每有一个山东大嫚跟着“东北客”下火车，沟里就又多了一个家庭。
长白山下，安图一带，曾被清王朝奉为满族远祖降生圣地和天朝帝国龙脉根基，划为皇朝封禁地，禁止民间开拓200余年，以求“安龙脉、图兴昌”。后来因为朝鲜半岛的战乱与饥荒，大批朝鲜人到这里垦荒定居。福利村，原来就有好多朝族人。山东老乡来后，与他们同烧一山柴，共饮一沟水，农业集体化期间，还在一起干活。临沂老乡都会说几句朝鲜话，朝族人也学会了常用汉语，却都带着临沂腔。临沂人闯东北，背去了鏊子，妇女们烙出一张张像纸一样薄的煎饼，会送给朝族人品尝。她们还向朝族人学会了打黏糕，学会了制泡菜。临沂老乡一边讥笑“朝族人大裤裆”，一边喜欢起了“辣椒面子狗肉汤”。两个表妹上学时，学会了不少朝鲜族歌舞，至今能唱能跳。表妹招待我们，就拿出了朝族人做的米酒。
然而，从半个世纪以前开始，汉族人在沟里越聚越多，朝鲜族人不习惯了。他们陆续搬家，去了一些本民族的聚居地，让这条沟里只剩下说山东话的人。
后来，这里就不只听到山东话了，还有普通话，还有其他地方的方言。表弟表妹来后，因为受过正规教育，都会讲普通话，但在亲人和老乡面前依旧说家乡话，即使在沟里出生的也是如此。说其它方言的，有从云南贵州一带来的女人。30年来，世事变迁，光棍们回老家领媳妇越来越难，因为山东大嫚已经有了更高的择偶标准。无奈之下，沟里的光棍汉只好去别的地方找。大舅家的大表弟，就通过中介找了个云南媳妇，而且是傣族。这女子上过高中，吃苦耐劳，来后将小日子过得一五一十。因为身材壮，她的大姑姐夫开玩笑，说她是哈密瓜族。这个哈密瓜很有善心，又回云南领来几个哈密瓜，给沟里青年解除光棍之苦。其中一个给了小叔子，可是小叔子不会处事，他娶的哈密瓜就不像嫂子那么安分，生下两个儿子之后又和别人好上，导致家庭破裂。
说到这件事，表妹说，要是不进城，也许就不会生出这些风波。这10来年，沟里刮起了进城风，年轻人都想到城里安家。堂弟是嫌沟里收入少，一家四口进城租房子住。堂弟结交了一些社会底层的人，有人很不厚道，就拐走了他的傣族媳妇。
我和妻子在安图下火车时，二舅家二表弟郑安记接站。我们到了出站口，见他一家三口笑脸相迎。离开车站不远，母女俩却在一个小区下了车。原来，他们也早在县城买房安家，孩子在这里上学，表弟媳妇长期陪伴。郑安记开着轿车，沿着去长白山的203省道走过一段，再拐进另一条山沟，将当年父母坐牛车走过的60里路碾压一遍，只用了半个多小时。他一边开车一边说，与30年前相比，沟里的优势荡然无存。种地不赚钱，虽然家家苞米楼子装满了玉米，可是一斤才卖五六毛。要是把地转让给别人种，一亩只能收100多元租金。因为人多眼杂，山货也越来越少。他养了几年鹿，又养了几年木耳，都没有多少收入，只好到外面打工。安记表弟说，从沟里往沟外走，就是今天的大趋势，谁也挡不住的。沟里青年想找媳妇，如果不在城里买下房子，那是痴心妄想。
早在沟里安家的，则希望孩子走出去。绰号“秀才”的袁久胜，一边当村医、当村长，一边望子成龙，费尽心血。儿子在县城上中学，他隔三差五就要跑去，向老师打听情况，勉励儿子一番。儿子也争气，考上一所军医大学，毕业后到郑州一家部队医院当外科大夫。“秀才”亲眼看到儿子早上查房，身后跟了一帮人，对他唯唯诺诺。“秀才”感到无比自豪，说：“我一个在东北山沟里种地的，把儿子培养成这样，真够意思了！”后来听说儿子升了军衔，相当于副团级，他有一天在村里看见一位镇干部下来对老百姓摆架子，就瞪眼说道：“你得瑟什么？俺儿是团长，官职比你大10倍！”
二舅家表妹，孩子也都在外面，延吉两个，昆明一个。在延吉的小女儿听说我们来了，一家三口专程回家看望我们，还带来了延吉特产明太鱼片和甜梨。让我们惊讶的是，小两口颜值之高，极其罕见，而且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帅哥的祖籍，是武松的家乡山东阳谷县。外甥女用手机和我们一群人玩自拍，竟然装着我从没见过的广角镜头。
年轻人走出山沟，走到关内，近年来在整个东北成为普遍现象。今年8月底，我到中国检察官作协在黑龙江伊春市办的作家班上讲课，听当地人介绍，伊春市区在册人口为11万，实际上只有9万，有两万去了内地。我到吉林走亲戚，途经老家莒南县，一个精干的小伙子上车，与我们同在一个车厢。经交谈得知，他在北京工作，回莒南看罢老奶奶，要去敦化看望父母。他爷爷当年闯关东，在敦化的山沟里落户。他父亲目前还在那里种地、捡山货，去年与几个人花38万包下一片山，打松子卖钱，承包期7年，头一年就把本钱挣了回来。但打松子很危险，要穿着特制的“铁鞋”爬到高高的树上，一边将松塔敲落，一边折断松枝梢，让其来年发杈，结出更多的松塔。干这活经常有摔死摔伤的，一天发1000元也很难雇到人。这小伙也学父亲打松子，爬上去吓得发抖，父亲就坚决不让他干了，让他到外面打工。他就跑到北京，在一家名牌地板企业搞推销。我说：“看媒体报道，延边一带有人打松子，用氢气球把自己吊到半空，没把气球拴牢，飞到了天上，飘了上百公里才落下。”小伙子听了说：“我可不让父亲买气球，要是飞走了，到哪里找去？”
我和妻子在表妹家住了两宿，原计划第三天要去“秀才”家里看看，但是早上起来，天地皆白，延吉的小两口正发动车子，准备回城。我见雪花还在纷纷飘落，怕被堵在沟里误了回程，便决定提前离开。二表弟郑安记送我们去安图，大表弟郑安伦和大舅家的大表弟也坐车同行。他们三兄弟要去离县城不远的龙林村吊孝。那里一个姓郑的去世，次日出殡。同是圈子村的人，虽然住在不同的山沟里，彼此联系依然密切。当年大舅和另外几家的房子失火烧掉，在各条山沟里的郑家人都去帮忙，为他建了新房。今天，龙林村这位姓郑的死去，大家也从四面八方赶去，帮忙治丧，送他上路。郑安伦已经在福利村当了多年的党支部书记，可是遇到红白喜事，依然遵守着老一辈从山东带来的风俗习惯，如礼如仪。去年我岳母去世，收入并不高的他，竟然和三弟一起坐飞机回去，就为了赶上大姑出殡的时间。龙林村到了，郑安伦和堂弟在岔路口下车，我看着他们的背影，看着他们在雪地里踩出的脚印，心中涌出深深的感动。
郑安记说，他早已和一位伐木场老板定好，第二天要去那里干活。我说：“这样的雪天，还能去吗？”他说：“开着四轮子（拖拉机），没事。我不去挣钱，拿什么供孩子念书？”第二天得知，他果然去了延吉北面的一条山沟，路上走了6个小时。他要在那里干上一个冬天，每日冒着零下十几度甚至几十度的严寒，在林海雪原里开拖拉机拉木头。
在这个雪天里，两位表妹则在打点行装，也准备出门。她俩都是给儿女看孩子，一个去郑州，一个去昆明，撇下两个老男人看家护院。“秀才”不只是看家，还要继续履行村医职责。不过，他们家中都装了网络，功能强大，与远方的亲人通视频，一点儿也不卡。
福利村前有一条河，河里的水千折百回，最后流入松花江，汇入黑龙江。我去的第一天早晨出去闲逛，发现河南岸有一棵孤零零的老树，树干斑驳，有好几搂粗；枝杈虬劲，直刺蓝天。我被它的沧桑模样震撼，回来说起它，亲戚们讲，这是棵老榆树，有好几百岁，是福利村的一个标志。这些年，经常有原来住这里的朝族人成群结队回来，到老榆树下唱歌跳舞，哭哭笑笑。我说：“这树寄托着他们的乡愁呀。”表妹说：“也寄托我们下一代的乡愁呢。孩子们住在城里，经常说，想念沟里这棵老树。”
我们离开这里时，老榆树承接着漫天飘落的雪花，每一根树枝都是半黑半白。
坐火车回日照，途经莒南，车窗上恍然出现一双泪眼。那是二妗子的。年事已高无法回乡的她，为我们送行时老泪纵横，那副悲伤的面容让我回想了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