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学者型的导演艺术家。他导的戏很多，但是，你却感到他是默默地，甚至毫无声息地为北京人艺作出卓越的贡献。他是北京人艺的功臣，北京人艺风格、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缔造者之一。

我在80岁的时候，就决定不再参加戏剧界的活动。但是，北京人艺的孟姗姗请我参加夏淳老百年纪念，我是万难推却的。我和夏老虽然交往不多，但却有着难忘的记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话剧《天下第一楼》的座谈会上。那天的讨论相当激烈。我刚担任话剧所所长，对这出戏很有好感，也有发言的准备。但是第一次见到戏剧界争辩的场面，不自觉地就成为一个旁观者。至今，我几乎对每个人的发言、以及他们发言时的神态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特别注意到的是导演夏淳和编剧何冀平。夏老那种气定神闲的态度，还总是带着和善可亲的笑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也很奇怪，他对我们这些来自大学和研究的机关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特别的亲和感。记得我们学会的一次会议，他听到后执意参加，我们十分欢迎。有一天晚间，他竟然约我，还有两三位大学朋友到他的房间喝酒，还特意准备了酒菜。他是一个十分让人亲和的人，毫无大导演的架子。就在这次聚会中，他说：“本相，你的曹禺研究是下了功夫的，你的《曹禺剧作论》我拜读过了，我很赞成你的一些看法。”我说：“您过奖了，您导演的《雷雨》（1979版），对我研究《雷雨》启发很大。”说到高兴时，我就提到《天下第一楼》座谈会，我说：“您那种面对激烈的反对意见，竟然那么泰然自若，您难道不生气？”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再好的戏，也会有不同的看法，鲁迅伟大，你看多少人对他批评，甚至谩骂。”这让我看到，他是一位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学者型的导演艺术家。如果我们留心，他在北京人艺的地位很高，可以说仅次于焦菊隐先生；他导的戏很多，但是，你却感到他是默默地，甚至毫无声息地为北京人艺作出卓越的贡献。他是北京人艺的功臣，北京人艺风格、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缔造者之一。

我着重从夏老执导的曹禺的《雷雨》和《北京人》，谈谈他的导演风格和成就。

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夏老准备执导《北京人》时，他邀请我为剧组讲讲《北京人》。我很犹豫，他说，“你就照《曹禺剧作论》讲，我赞成你的一些看法。你将《北京人》理解为喜剧，分析得有道理。它很像契诃夫式的抒情喜剧。剧组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多给他们讲讲背景。”显然，夏老是在提携我这个年轻人，给我一个走进北京人艺的学习机会。

剧组除张瞳（饰曾浩）是老演员，扮演陈奶妈的郑幼敏是中年演员外，其余都是年轻演员，我记得曾文清由冯远征扮演，思懿由王姬扮演，愫方由罗历歌扮演，曾霆由张永强扮演。

我很佩服夏老，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剧组，这样一出难于呈现的戏，不但演出成功，而且演出了抒情喜剧的独具特色。

演出后，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可悲的却是可笑的——〈北京人〉观后》，我认为，夏老导演此剧，“对剧本的理解和处理上自有独到之处的，他把戏的重音放在新生力量的成长是历史的必然上，放在年轻人的痛苦和觉醒上。这既尊重原作，又努力向今天的观众靠拢。”尤其是在对这出戏的喜剧性把握上，更看出夏老深厚的导演功力。在演出中不时传来观众的笑声，这笑声不是故意制造的，而是在强烈的生活对比中发生的。一是剧中生活所展示的新生一代和腐朽一代的对比，一是剧中生活同今天生活的对比，就让观众感到可笑了。“可悲的却是可笑的”，夏老把一个深刻的历史的哲学命题融入剧情之中，融入人物性格之中。

但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导演的《雷雨》。

夏老在学生时代就是个曹禺迷，当《雷雨》刊出时，他更是爱不释手。他听到中旅在天津演《雷雨》，就找祖母要钱赶到天津去看。他看戏当晚，激动得一夜无眠。他说：“神秘变幻的舞台，完整的故事，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世界。”

北京人艺1954年、1959年、1979年、1989年四次排演《雷雨》，均系夏老导演。前两次，我未能看到，后两次我都看了。1979年版演出时，我正在写《曹禺剧作论》，我看了两遍。那时，戏剧界对《雷雨》的主题和人物的解读还是有着不同意见的，尤其是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看《雷雨》，在一些演出时还有着不同程度的呈现。1954年、1959年夏老执导的《雷雨》，虽然难免也有这样的色彩，但是他当时就认为“《雷雨》不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题材的剧本。它鲜明地刻画出以鲁大海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以周朴园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虽然或隐或现地影响着剧中的每一个人物，但是从全剧看，它只能处在时代背景的位置上，不能成为贯穿全剧的动作线”。他还认为蘩漪“实在是并没有病的，她也不疯，她不应该是病态的”。而对周朴园则认为他“虽然去德国留过学，现在是煤矿的董事长，可是他无论如何不是洋场中人，他不是洋奴思想很重的人”。夏老“甚至觉得他是熟读了《曾文正公家书》，并以之来教诲子孙，且立为庭训以正家风的人”。应当说，夏老对《雷雨》的见解是具有胆识的。

那时，我还没有看到《生活为我释疑》，但在夏老1979年版本的启发下，我在《曹禺剧作论》中是这样看《雷雨》的。周朴园“无论就其留学的经历和后来的经济地位，他都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式的人物。但是，他却转化为一个封建性很强的资产阶级人物，他要确立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也是一个具有强烈封建性的黑暗王国”。“曹禺的杰出之处，不在于他揭露了一个具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而在于揭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性，这正是《雷雨》现实主义的深刻地方。”

后来，我才看到他1979年排演《雷雨》时所写的《生活为我释疑》，让我深刻感到夏老是一位具有识见的导演艺术家，他对原作所具有的独到的理解，以及它对当代意义的把握，都是令人佩服的。他说：“从整体的处理上看自然一如既往……我们力求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有更明确、更深刻的体现：一，还剧本以本来面目（主要指时代气息、对人物的解释和某几段戏的处理）；二，更鲜明、更准确地掌握和表现戏的主题。”他还认为：“我们说《雷雨》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就是因为它通过一个家庭概括了旧中国的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家长制这个东西直到今天，还相当顽固地影响着我们的家庭、社会，甚至国家。《雷雨》的现实性和深刻性就在这里。”于是在导演中他抓住了关键人物周朴园。夏淳老强调他“一家之长”的身份，确定他为“一个出身于封建大家族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卫道者，是一个封建家长专制的典型”。在演出中，无论是扮演周朴园的郑榕，还是饰演周萍的苏民等，都淡化了阶级对立意味，而是从人物性格出发，演出他们性格的真实性、复杂性。肯定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以及他们会面的真诚性的一面。蘩漪也没有特别突出她的阴鸷和乖戾，周萍对蘩漪也并非是一种纨绔子弟的玩弄。这些都充分展现了“人艺风格”。1979年版《雷雨》，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展现了夏老的勇敢和胆识。

1989年10月，为纪念《雷雨》发表50周年，夏淳第四次排演《雷雨》。他更新了全班人马，大胆启用年青演员，演出面貌上，让观众感到焕然一新。夏淳说他“力图将人物之间感情最真实和最本质的一面再现出来，使这出戏更具震撼力”。正如有学者所谈到的，这次的《雷雨》虽没有运用什么新式技巧，但以饱经沧桑的体会，用非常精辟的现实主义达到了现代主义尚未达到的效果。除了没有序幕尾声外，在很大程度上与作者的原意有所契合。阶级斗争的气味自是一洗无余，社会悲剧的意味也不是那么绝对和肯定。它基本做到了让人们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上去思考“谁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