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的某个夜晚，我在石家庄的街头散步，突然收到一条微信，是牛洪力发来的语音。作为我的好朋友，洪力不止一次进入到我的小说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本人就是我写作的“主题”之一。此刻，我正因写不出东西而焦虑不安。点开洪力的语音之前，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他突然打来电话，将我从一场闷酒中唤起，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起刚刚目睹的校园凶杀案。

曾有两年的时间，我过着基本足不出户的单身生活，而牛洪力则每日乘坐公交车，从南到北，穿越城市，去上班。我俩有两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贫穷和寂寞。洪力虽不写作，可总是有意识地把他的所见所闻讲给我听。那两年，我写了几个故事，主人公要么是我，要么是他。在那些拙劣的小说里，牛洪力叫牛力，而我叫张东。

洪力并不介意我把他写入小说中，反而仿佛有些高兴，毕竟我们是好兄弟。我俩认识差不多有20年了，他是我混合着躁动、狂妄、沮丧与落败的青春的见证者。巧合的是，我俩高考的分数一模一样，都挺差的，只得进入同一所大专读书，我学中文，他学英文。让我们的友谊得到升华的，是毕业后厮混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两个大专毕业生，如丧家之犬般在石家庄城中村里流窜。有点钱的话，在我的出租屋里喝酒，喝多后谋划未来，却不知如何实现。我们也曾想靠打家劫舍脱贫致富，可那只是酒后的醉话，根本不敢干。我是个外强中干的家伙，而洪力则像怀揣毒蛇的农夫那样善良。

那段日子，一度成为我写作素材的主要来源。对于我立志成为作家的梦想，洪力从未表示过怀疑，我甚至觉得他比当事者本人更有信心。他认为，写作对这个从小以写作文见长的朋友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多年之后的今天，我面对自己乏善可陈的写作成绩，心里总会生出对不起他的感觉。

在放弃无业游民的生活，像个卧底那样进入写字楼，冒充都市白领的那5年，我曾一度认为文学已经离我远去，我已沉沦到不去想那些东西，对于写过的那些玩意儿，都扔在电脑硬盘里，不管不问，努力做一个职场人，尽量避免与自己的内心发生冲突。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在野外露营，百无聊赖之际，将水桶倒扣，当作书桌，趴在上面写了一篇小说，写的正是洪力的故事。

世间所有的好运，老天没有平均分配，分到洪力头上的，显得颇为吝啬。我们高中三年，他从未将自己的遭遇告诉别人，直到毕业之后，他来我家作客，才第一次说给我听。这事带给我极大的震撼，年复一年，在我脑海里不断酝酿发酵，终于变成了一篇《我要去四川》的小说。我将这篇在野外的阳光下完成的小说拿给洪力看，他再一次熟练地掩藏了自己的忧伤，郑重地指出几处不够精彩的地方。一起喝酒时，我问他介不介意，毕竟故事是他的，他有权不让我写。但他摇头，并说自己也想写点东西，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宽容的他因为自己参与了朋友的写作而高兴。实际上，在写他时，我有一种错觉，并不算在写他，而是在写我本人。

别看我俩经常为房租和吃饭犯愁，可仍对文学艺术保持着不合时宜的热爱，聊天的主要内容，也集中在文学和电影方面。洪力喜欢村上春树的小说，曾多次找我聊《挪威的森林》。受我的影响，他也喜欢看黑色幽默风格的电影。有年我看了《搏击俱乐部》，极为兴奋，拉他一起又看了一遍。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我看了一部叫作《处刑人》的电影之后。

回到本文的开头，我在街头收到洪力的语音，他说刚刚发生了一件事，觉得挺好玩的，你应该写出来。洪力告诉我，这天他走了很长的路，找了家小饭馆，点了一盘炒饼和一瓶啤酒，突然有两个人坐在他对面。周围明明有几张空桌，可他们不坐，看样子，他们肯定认识，但互相不说话，只是看着他吃喝。

我问，这有什么好写的？

洪力说，看样子，他们是在附近工地干活的民工……关键是，我觉得他们好像咱俩的样子。

此时，洪力已离开石家庄，去了北京，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工作……一切似乎正好起来。

我装腔作势地说，别想那么多了，安心上班吧。

他说，嗯，得好好活着，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