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一位叫范廷佐（Joannes Ferrer，1817—1856）的西班牙修士被派往上海，范廷佐从小接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可是他的内心驱使他成为一名修士。他在上海的主要工作是主持董家渡天主堂的设计，同时，他还要绘制圣像和从事雕塑制作。教堂需要宗教艺术品进行装饰，出于工作的需要，他设立了工作室培养助手与指导工匠。在郎怀仁神甫（Admianus Languillas，1808—1878）的支持下，他又进一步在徐家汇圣—依纳爵教堂院内西南角工作室的基础上开设了艺术教室，培养雕塑和绘画学徒。1852年，范廷佐接收了郎怀仁推荐的中国学生陆伯都。不过，他招收的学生屈指可数。当他于1856年去世后，早在1851年就进入范廷佐在徐家汇的工作室收徒授艺的马义谷神甫（Nicolas Massa，1815-1876）接任了依纳爵堂工作室的主持，中国修士陆伯都继续接受马义谷的培养，在油画技术和颜料制作知识的传授上，马义谷提供了更多的范例。1864年底，天主教会开办的孤儿院从董家渡迁到徐家汇南面肇嘉浜沿岸的土山湾——中国修士陆伯都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成为绘画雕塑工场的第一任中国主持（直至1869年）。3年后，孤儿院扩大，还增加了一座小教堂，孤儿人数达到342人。
文献记载，范廷佐于1852年创办的美术学校虽然在1864年并入孤儿院，但是校址仍然保留在徐家汇住院内，单一的美术学校演变成为涉及多工种的美术工场。直至1867年，陆伯都和他的学生刘德斋将美术工场迁入土山湾。由于陆伯都长期生病，从1869年起，绘画雕塑工场的主持工作事实上由刘德斋代理。
刘德斋（1843-1912）是任伯年的朋友，俗名刘必振，他是苏州市常熟县（今常熟市）人。他大概于范廷佐去世之后成为马义谷和陆伯都的学生，于1880年陆伯都去世后成为土山湾画馆主持20年有余。文献记载刘德斋的圣像变体画《中华圣母子像》是根据中国画家的理解进行图像修正的范例，不过我们只能借用图像效果很差的照片进行简单的判断。我们依稀注意到，圣母子的形象具有清晰的中国人特征，他们甚至身着清人的服装。
作为美术工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土山湾画馆中的教学科目涉及水彩、铅笔、钢笔、擦笔、木炭和油画，题材几乎都与宗教内容有关。画馆还临摹欧洲油画，生产彩绘玻璃画，用于出售。不少中国孤儿在这里学到了西方绘画和雕塑的技法，在未来传播西方艺术的材料和方法上起到了作用。尽管题材的范围和艺术的目的限制了中国年轻人对方法背后观念的更多思考，但是，对透视、明暗以及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自然会在那些敏感的学生心中诱发出对真实世界的重新审视，并将新的方法用于观察。土山湾的绘画经历了画馆的式微和政治动乱带来的摧毁。了解这段历史的文献只有依赖于土山湾遗留下来的图书，例如1907年出版的《绘事浅说》《铅笔练习画帖》等教材中就有素描、透视、人体解剖和油画、水彩画技法的介绍， 这些图书是孤儿们复制、临摹的教材。
在土山湾培养的学生中， 徐咏清（1880—1953）较为出名，他毕业之后使用的工具已经脱离传统，并开设水彩画馆，描画各类商业绘画。徐咏清一直学习的是传统书画，可是他到了60岁时仍愿意跟随刘德斋学习西洋绘画技法，他对充斥大街小巷的图像与符号非常敏感，自己也愿意去描绘与设计那些商业图像——书刊的封面和插图、风景人物肖像以及其他一些商业绘画。可以看到，那些出现在上海这个殖民城市的艺术品与实用商业美术，如照相馆里的布景、舞台美术、广告绘制，无疑开始接受在一个有限空间里的丰富表现，有透视、明暗、物体结构以及丰富的色彩，风靡的月份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月份牌”这一名称究竟源于何时何处，今天已难以确认。但在1876年印行的《申报》中，已经刊登有关于“月份牌”的商业广告，则是可以肯定的。世纪初，月份牌绘画在不少追逐新颖艺术的画家笔下成为传统水墨与西洋技法相结合的新绘画。随着画家理解力的加强，月份牌绘画在20世纪20年代构成了日常视觉形象最普遍的样式。尽管传统的木版年画和四处能够见到的广告画片是月份牌绘画的“基因”，但是，正是西方绘画方法在中国的传授，催生了新的绘画的出现。事实上，产生这个绘画风格的过程就是一种调适传统与西方化的过程，它使这个时期的人们在视觉方式上发生了循序渐进的改变。主要的“月份牌” 画家有周暮桥——他被认为是早期月份牌年画画家的著名代表，郑曼陀——他的绘画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洋年画”，被认为是月份牌画的真正开始，杭英——他在广告设计与月份牌绘画的结合上为那时的画家提供了典范。市场的需要以及画家在绘画上的自信使得他最后开设了自己著名的工作室，他招收学徒和聘请同人专门从事商业与年历设计，李慕白、金雪尘都是他的工作室里的成员。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的月份牌画家还可以数出丁云先、胡伯翔、谢之光、金梅生、张碧梧这些名字来。在月份牌绘画的发展过程中，画家使用了更多的西洋绘画的工具与材料，凭借富于观察力的天赋，大量的月份牌画家将西洋手法普遍用于中国题材的绘画，产生了影响之后新年画和具有中国趣味的绘画的作用。徐悲鸿在回顾早期新艺术运动时有这样一个评价：土山湾是“中国西洋画之摇篮”。
（《美术的故事：从晚清到今天》，吕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