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远去的牧歌》故事编写得很巧，它用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的冬、春、夏、秋四次大规模的牧民转场，表现了时代的进步和牧民生活的变迁。哈萨克族牧民世代四季转场游牧，逐水草而居，“转场”是他们最有代表性的游牧行动。故事从1980年代中期一个冬天的转场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来临，队长胡玛尔组织牧民转场，胡玛尔指派经验丰富的哈山去通知在后山放养骆驼的杰恩斯，让他赶紧转移。这一去，哈山就再也没有回来，哈山的妻子哈迪夏怨恨胡玛尔当时的决定。在1990年代那个春天的转场过程中，牧民们赶着上万头牲畜，翻越雅玛图达板，胡玛尔的独子阿扎提为帮助哈迪夏的长子巴彦，坠崖身亡。愧疚之中的哈迪夏，从此不再埋怨胡玛尔。影片的故事围绕胡玛尔、哈迪夏两个家庭展开，40年风风雨雨，他们之间既有恩怨，也有相依相伴。
影片精心设计了在风雪交加的转场途中，胡玛尔的儿媳产下女儿博兰古丽，这个小生命不仅给胡玛尔家庭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也别有匠心地贯穿始终。2000年代那个夏天的转场，博兰古丽考上了大学，和哈迪夏的长孙里亚斯相爱。到了2010年代那个秋天的转场，博兰古丽成了大学生村官，跟里亚斯结了婚，生了孩子，在政府的支持下，兴建了生活设施齐备崭新的牧民新村，带领牧民们告别多年的游牧生活，“转场”到新的定居点。
影片的人物设计和故事结构突出一个“巧”字，短短的90分钟电影里，40年，4次转场，两个家族，三代人，勾勒出一幅哈萨克族牧民40年发展变迁宏伟的时代画卷。影片没有直白地说出“改革开放”这几个字，也没有一处出现此类的标语和口号，却通过精巧设计的剧情和人物，以及时代进步在生活中表现的细节，把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变化呈现在观众面前，“艺术化”地歌颂了改革开放，这是编导和主创人员的高明之处。
影片的“巧”还表现在它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把握上，它没有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这样的概念去褒贬哪一种文化，而是去“展示”它们不同的魅力，即使对羊皮别克这个满脑子“生意”和“发财”的商人，虽然胡玛尔对他不满，甚至要赶他走，但影片本身没有褒贬他的对错，毕竟羊皮别克代表着市场经济在草原上的渗透和发展，给牧民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
这是一部很“纯”的民族题材电影，纯粹、纯真、淳朴，民族特色非常浓郁。四次牧民大规模的转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哈萨克族牧民特有的“游牧文化”，每一次转场，因为时代和季节的不同，都各有特色。在每次转场过程中，影片非常巧妙地展示了哈萨克族民族风俗、风情，以及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让观众更亲近地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以及“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一系列保护草原政策的实施，牧民选择“定居”生活方式的越来越多，而沿用传统方式转场的家庭在逐渐减少。这部影片用了大量的篇幅，真实地拍下了牧民四季转场的画面，为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这种抢救民族文化的意义，价值更大。
影片的“纯”还表现在演员都选用纯粹的哈萨克族，而且都不是职业演员。扮演胡玛尔的海拉提，是一位民族语译制配音演员；扮演哈迪夏的马尔江，是文工团的一位主持人，其他演员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参加电影表演。但是，他们熟悉哈萨克族牧民生活，本色出演，演得很认真、很投入，特别是海拉提把胡玛尔扮演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中年时当队长带领大家战胜风雪的果敢刚毅，老年时对草原的依恋，都把握得比较到位。
影片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美”，人与自然、人与动物，拍得都很唯美，也很感人。影片的开头，暴风雪肆虐，胡玛尔带领牧民们转场，上万只骆驼、羊、马等牲畜，在风雪中艰难前行，场面之大，令人震憾。雅玛图达板怪石嶙峋、陡峭惊险，春夏牧场一往无际大草原的秀美，秋季转场时现代化的运输车队尘土飞扬，青年男女在草原上策马奔驰的剪影，两位老人手牵手走进落日的意境……都给人以美的享受。
影片中的动物有很多，牛、羊、马、骆驼都与牧民同迁徙、共命运，而最有灵性的是胡玛尔的那只鹰。这只鹰一直跟随胡玛尔，可以说它与胡玛尔相依为命，胡玛尔给它做了一个可爱的头套，平时盖住它的眼睛，喂食、放飞的时候摘下来，影片中有不少近景、特写、仰拍这只鹰的镜头，或以这只鹰的视觉俯瞰大地，都特别有意境而又有寓意。影片的结尾，牧民们进城定居，鹰也失去了“游牧”的生存依托，胡玛尔试图用饥饿的方法，让鹰去寻食，逼鹰离开，去寻找属于它的世界，鹰却依恋主人，不愿飞离。
为了精心打造这部哈萨克族史诗般的电影，天山电影制片厂组织精兵强将，精心拍摄、精心制作、精心修改，使这部民族电影看起来特别讲究。摄制组用了两年的时间，先后拍摄了冬、春、夏、秋四季转场，以及不同季节的美丽景色，画面美如油画，又非常有地域特色。冬季转场那场戏，摄制组调用了11个村的两万多头牛、羊、马和骆驼，6台摄影机和两架摇控飞机同时在风雪中实景拍摄，完成了十分震憾、令人叫绝的雪灾和转场的宏大场面。这部影片从创作到拍摄花费了三四年时间，这在当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