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说，写作家论或作家评传是文学研究者的基本训练。说的好像写评传很简单，其实内行人都知道，写好一部评传是多么难。这种难，知识储备自不必说，最至关重要的是，写作对象（传主）的选择——并不是任谁都值得你去花费力气去专门研究的，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另外，值得研究的对象，也并不是谁都能够研究得了的，市面上那么多张爱玲评传，公认经典的又有几部？这里，能力是一个方面，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适合不适合。所谓适不适合，主要指的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心灵契合程度。外在的功夫大家都可以做，唯独自我心灵和所要面对的那个心灵之间的感应是无可替代的。这应该是评传的“灵魂”所系。

《李佩甫评传》从研究对象选择来看，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李佩甫是新时期以来河南这方土地的代表性作家，《羊的门》《生命册》是能够留存当代文学史册的作品，这样一个作家，完全值得花大力气去系统研究。而且更紧要的是，这个工作之前并没有人做。所以孔会侠的这部书，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同时，据我了解，传者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河南文学尤其是李佩甫小说创作的研究，她是有着扎实而丰富的前期研究基础和成果的，所以写这样一部评传，固然也颇费力气，但实际上也是水到渠成。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她的李佩甫研究是有“灵魂”的。

孔会侠是河南漯河人，她的老家和李佩甫的老家相隔不远。她曾说，她读李佩甫的小说，常常会情不自禁用河南话在心里默读，这样肯定会有一种非我们外乡人所能体验到的“会意”。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当我读到李佩甫笔下的乡土世界时，我想可能也只有身在（或曾经在）其中的人，才能真正体验那种贫穷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痛，才能体会到那种社会最底层的人性挣扎与变异，才能体会到这些人的疼痛与悲苦。而孔会侠正是“身在其中”的，至少她对那块土地上的人、事，对那块土地上的风俗、草木都不陌生。这些应该是能参透李佩甫笔下“平原”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在她笔下，当我们看到童年李佩甫侥幸活命于一支青霉素，在剧院门口苦等别人施舍给他的戏票，甚至因为家庭生计假期被寄养在乡下姥姥家时，我们仿佛看到了李佩甫正在伏案写下那个频繁出现在他笔下的“小脏孩”。当然，纯然的感情共鸣和投入，并不足以保证一部好的传记问世，据我了解，为了写这个评传，孔会侠是跑过包括李佩甫出生和下乡两个村子在内的很多村庄的，她走了很多路，问了不少人。案头工作之外的这些大量的“田野”工作，会给她带来另外的灵感甚至是激励。

当然，上述这些其实也都是做一个评传的“应有之义”。这些工作落实在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真诚体察。所谓“真诚”，其实在今天并不容易。尤其是做传记，或者说做批评，真正做到开诚布公地对话，其实要受很多限制。让我钦佩的是，作者对传主不是一味褒扬，而是秉承了学术研究应有的客观理性立场，对李佩甫创作中的“问题”也进行了正面探讨。比如她曾谈到，1993年之后李佩甫的创作“认识在前，现象在后”的问题；也曾谈到包括李佩甫在内的整个“50后”一代作家的困境问题；还谈到一些更为具体的，像李佩甫不善写日常天气和寻常生活，等等。发现这些问题能见出传者的敏锐，而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些问题，则更能见出她的“真”和“诚”，后一点更为难得。

评传的写法有多种，经典评传作品，有的感性灵动，有的理性厚重。在孔会侠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她在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比如在书的结尾，她感慨写作对于李佩甫的意义：“人拿出多少来养文学，文学就会拿出多少来回馈人吗？不知道，热爱写作就去爱，何必计算呢？但写作过程中，生命不断借由文字经受的冶炼和修行，对写作者来说，是重要的。”这里入情入理地说的是李佩甫，其实更说的是她自己，又何尝不是所有以写作为业的人。

当然，遗憾也是有的，在李佩甫创作中占有特殊位置的《羊的门》，论述便不够丰富（尤其是和《生命册》相比），当然这可能跟一些因素限制有关，但我总希望有朝一日这个遗憾能够弥补。另外，有些很有意思的话题虽然被提出来，但却并没有更深入地挖掘，比如“50后”一代的创作局限问题、历史评价问题。这些问题还牵扯出更大的一些问题，比如对这一代作家精神成长至关重要的“80年代”重审问题，以及当代文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命运问题，等等。这是我们一时还无法给出答案、但却召唤着我们回应。“50后”是见证和缔造了新中国文学发展“黄金时代”的一代，随着他们陆续步入花甲，如何整体性地认识、评价、反思这一代作家的功过得失，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研究界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佩甫评传》是一个尝试，更是一个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