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高尔基“到人间去”这一指点，文学青年巴别尔离开莫斯科狭窄的文学圈子，进入哥萨克骑兵团与波兰军队交锋厮杀的战场，出生入死。7年后，1924年，满身伤痕、30岁的巴别尔回到书房，写出了《红色骑兵军》这一部震动世界的短篇小说。
其实，这部书也可以视为散文集、非虚构。书中人物、事件，与巴别尔的战场日记、随军记者报道都可以对应起来：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马赫诺匪帮，私盐贩子，骑兵巴尔马绍夫，泅渡兹勃鲁契河……
一个非虚构的人，也是由大量的虚构生活组成的：对他人的赞美与诋毁，对未来的预感和对旧日情人的怀念，对整容术和美容师的迷恋，对电影院内夜晚的热爱，对遗体告别仪式上悼词、遗容、观众表情的不满……虚构与非虚构纠缠在一起，不存在完全彻底的客观、写实、零度叙述。
我更愿意把《红色骑兵军》看作“一个戴眼镜的书生如何剧变为战士”的个人史。
“我们这儿拿戴眼镜的开涮，劝阻不了。您呀，去搞一个女太太，档次越高越好，那样就能取得战士的好感了。”这是书中带领“我”去骑兵连的一个小战士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以下情节：“看到不远处撂着一把别人的马刀。有只端庄的鹅正在院场里踱着方步。我一个箭步窜上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靴子下咔嚓一声碎了，血汩汩地直往外流。‘他妈的！’我一边说，一边用马刀拨弄着鹅，‘女掌柜的，把这鹅给我烤一烤。’”以这样野蛮的姿态亮相后，哥萨克骑兵们对这个喝墨水的臭知识分子，开始刮目相看：“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
不美化自我和战友，用血与火作为颜料，巴别尔描绘出一幅幅关于生死、欲望、苦难大地的惨烈画卷——
“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
“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
“我走到了集市，呈现在我面前的是集市的死亡。”
“他站起身后，紫红色的马裤、歪戴着的小帽和胸前的一大堆勋章，把农家小屋隔成了两半，就像军旗把天空隔成了两半一样。”
“我为蜜蜂伤心欲泪，它们毁于敌我双方的军队。在沃伦地区，蜜蜂绝迹了。我们玷污了蜜蜂。我们没有口粮可吃，用马刀取蜂蜜而食。沃伦地区再也没有蜜蜂了。”
“在树林里用熏黑了的军用饭盒煮茶，并排躺在田野里睡觉，把饥饿的马匹拴牢在我们腿上。”
“辎重队的大车奔跑着，叫喊着，陷入泥泞。晨曦由我们体内流向天空，一如氯仿流向医院的手术台。”
“星星被吸饱墨汁的乌云压熄了。筋疲力尽的马匹在黑暗中叹着气，抖着身子。没有马料可以喂它们。”
“同样的情欲激荡着我们。在我们两人眼里，世界是五月的牧场，是有女人和马匹走动的牧场。”
……
我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关于马匹和星星的句子、段落、篇章特别多，而且生动、精准——像马那样生动、快，像星星那样精准。巴别尔不允许任何一个低能、冗余的词句连累全篇。他喜欢句号、短句，一句一重天——他有气喘病，心跳和呼吸不允许他写拖沓无效、副词连绵的长句。
我也是一个热爱马和星星的人。
童年，中原，在马厩里听盲艺人演唱《岳飞传》《杨家将》。几匹马用大嘴嚼着干草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像细雨滴落。它们彻夜站着，眼睛在黑暗中半睁半闭，像火焰半熄半燃。目睹过一匹马驹从出生到站起来、走出马厩寻找青草的整个过程，前后大约半小时，浓缩了一个少年大约15年左右的光阴——走出家乡，进入越来越大的城市和世界。
现在，我，一个中年人的日常生活，与马、星星的关系日益淡薄，与姓马的人们交往不深。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姓马。通过阅读和写作，我试图维系甚至加固那样一种与生命力和高处闪烁的灵魂之间的关系。
在骑手眼里，马就是我、世界、道路、命运，有了马，就有了如下名词：马鞍——马鞍匠，马蹄铁——铁匠、铁矿、大地深处的神秘，马鞭——皮匠，马槽——石匠或者木匠，马爱吃的燕麦——田野、雨水、镰刀、农夫，马头——被马头所撞的胸脯、果树、夜色，簪在马头上的宝石、红缨穗——藏满宝石的山川和铺子，马镫——皮靴、皮靴店，马裤——裁缝，马尾巴——梳马尾巴辫子的女人、爱、子孙，马刀——一条生路、一方死穴……
在巴别尔笔下，丧失了马，一个骑兵的生命和尊严不复存在。
第一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的小白马，被前任师长萨维茨基剥夺。他往返两百俄里找首长评理，未果，竟然向政委递交了一份退党声明：“那匹马原来是一匹瘦马，许多同志放肆嘲笑那匹马的样子，可我顶住了恶毒的嘲笑，为了共同的事业咬紧牙关，使公马发生了我所渴望的变化。小公马懂得我手势的意图，我也懂得马需要什么，尽管马不会说话。我已无路可走，只好流着眼泪写这份声明……”
数月以后，退伍的赫列勃尼科夫在一个小镇给战场上的萨维茨基写了封信：“希望那匹白马年复一年地在你胯下踏着松软的小径造福于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和兄弟共和国的民众。”萨维茨基回信：“我此生怕看不到我们的事业开花结果了，因为战斗一直残酷，每两周我都得更换一次指挥员的组成。我胯下的白马也战死沙场，你此生怕也见不到亲爱的萨维茨基师长了。赫列勃尼科夫同志，我们就此永别吧。”
庄谑并置，悲喜交加，多声部的狂欢体叙述，贯穿于《红色骑兵军》。马蹄杂沓。马嘶半夜西风起。马刀上的朝霞体贴着干枯的血迹。马立如山岳，马死如山崩地裂……像一个人、一个民族。
巴别尔忠实于记忆和良知的写作态度，引发了布琼尼这位已经功成名就的红军将领的愤怒：“《红色骑兵军》是讽刺和诽谤。”高尔基则为巴别尔辩护：“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他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但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 在野兽与少年之间，巴别尔以自己壮丽而又节制如同悬崖勒马一般的叙事艺术，进入伟大作家的序列，影响了海明威、卡佛等等作家。
对苏维埃革命和列宁抱以坚定信念的巴别尔，面对以恶制恶的暴力和杀戮，感到痛苦、惶惑。知识分子的独立与反思，使他的眼神充满了嘲谑的光辉，连眼镜也阻拦、掩饰不掉。言谈也冒犯了斯大林。《红色骑兵军》被禁。1939年5月，巴别尔以“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三项罪名被捕，1940年被杀，埋葬地不明。
高尔基、巴别尔最终或许能够认识到：莫斯科也是人间，只不过不允许辨认与追诘。
当一粒子弹飞向一个杰出的大脑，它感到羞耻：没有作为一颗流星焕发夜空，也没有作为草籽在一具肉体里生发出牧场——那有女人和马匹走动的五月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