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也叫知己，人生在世，最难得的不是自己，而是知己。正是因为难得，所以有幸者能偶遇知己者，一般都能传出一段“士为知己者死”的佳话，伯牙是也，豫让是也，可惜唯缺你我他。所以知音呐喊从《诗经》诞生，便开始困扰着我们，不仅构成了中国诗学情本论的宣泄，也是我们存在中一大难以摆脱的苦闷：什么自古大才皆寂寞！什么伯乐难寻……一句话，世界偌大，知己难寻。

不由想起《断桥》一折，连白娘子这样的神仙都不能例外其知音困惑，何况你我凡人乎？那就写吧，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或听到自己涌动的种种内在。所以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愿意倾听自己的叙说，机关枪就情不自禁地开火，一梭子一梭子地打出来……

打完了，也后悔了！

若不幸再碰到翻嘴调舌的家伙，或碰到小人，日后拿以要挟，那更是一个悔不当初，方能大悟通透，垃圾桶好找，知音真不好碰。

可以说，面对自我和他人、自我和世界等一系列主体间的尴尬，自我永远都是孤独的、不可被理解的。可理性认知并无法左右我们的感情欲望，所以无论明白不明白，人人都在倾其一生企图寻找知音，正是这种不可能，又想去可能的企图，让我们孤独地寻找，找到最后更显孤独。

比如当下的婚外恋者，可能很多并不是真的作风糜乱，而是想在越活越孤独的生活里，寻找一个可以懂得自己的人，弥补缺失的理解和温暖。可事实上，像伯牙的故事并不多，所谓企图寻找知音的结果，大都逃不脱透心凉加凉透心，不但没有找到知音来理解，不管是闺密还是情人，短暂的热乎劲过后，最后的结局多半是不欢而散，于是乎，又不由大叹：人生若只如初见。

所以中国人把六十岁叫做耳顺之年，言外之义就是经验明白了，想让别人来“知音”自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不争不辩加不说，因为说了不如不说，憋着，可能还天下太平，说不好，闹得天翻地覆，于是乎，只得在无奈中投降，来个“糊涂难得”、“难得糊涂”，糊涂看万事，糊涂对万人，不求人知，只要自知。

其实活到耳顺之年，能超脱到不求人得智者并不多，比如苏轼在海南埋头苦作的“今生得意唯三传”时，也是60岁的人了，可面对知音召唤，依然无法超然于不理。他以《东坡易传》为首的“三传”，曾是他流放海南时的精神支柱，事实上却远远不及从朝廷方面八百里加急发来的知音召唤，这才是三起三落的苏老期盼已久的“真知音”……可以说，对知音的呐喊和渴盼，是中国文人人格矛盾的根源，这个知音不止是生活中的知音，更多的是直指朝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不论是生活中的知音，还是艺术知音或仕途知音，拥有的时候，欢天喜地，不知不觉，失去了，便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薄风抚弦向天语，伯牙断弦绝琴音。余音空绕不见人，不曾朝阳近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