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副刊

听巴金说文坛

□刘锡诚

40年前,1979年8月,上海市召开大型的“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我作为《文艺报》的编辑和记者应邀参加。同去的还有北京的顾骧、王兴仁、马肇元,江苏的高晓声、张弦,安徽的江流,浙江的郑秉谦、沈虎根,山东的刘知侠、林雨,江西的俞林等。我们被安排在离上海市文联不远的新乐路167号东湖招待所,各地来参会的作家批评家们有了自由交流的好机会。

这次会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上海市召开的第一次全市性的文艺座谈会,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作主题报告,出席的人员包括文学艺术界各个行当的文艺工作者,达百余人。计有:巴金、王若望、吴强、杜宣、茹志鹃、黄宗英、峻青、任干、哈华、师陀、菡子、丰村、费礼文、赵自、周嘉俊、萧岱、李根宝、崔京生、钟望阳、王西彦、陈伯吹、贺宜、苞蕾、宗福先、姜彬、冯岗、李子云、李梦城、罗竹风、钱谷融、蒋孔阳、王元化、严励、李俊民。这大概称得上当时上海文坛的缩影了。时间久了,有的已经成了故人,故而我愿意记下他们的名字。

这一年,对于文艺界来说,是大辩论也是大前进的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围绕着“伤痕文学”以及《“歌德”与“缺德”》《向前看啊,文艺》《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开展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文艺界思想非常活跃,争论也非常激烈。因此,在分组讨论时,作家艺术家们的发言,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了总结“三十年”、“十七年”和“三年”(新时期)三个时期的文艺成就和经验教训上。

巴金在文学组的会上发了言。这个年轻时崇尚无政府主义、后以“大爱”(泛爱)为人生信条、经历过“文革”劫难后大彻大悟的文学巨匠,在会上大胆地举起了批评的旗子,历数文艺战线的得失,唯真理是从。他说:这次会开得很好,首先是让人讲话,发扬民主。有人说,发扬民主有副作用,但我们要把意见都讲出来,集中集体的智慧,最大多数人的智慧。1956年、1957年,发扬民主,要大家讲话,大家响应号召,讲话了,很多人却被打了下来。1962年那次批判(指文学界批判“中间人物”论)最厉害。根据以往的经验,现在愿意讲话的人很少了,因为心有余悸。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我在北京开会时,《人民日报》报道了张志新的事迹,号召大家学习张志新烈士。她可贵,了不起。但报道却不写割断她的喉管的事。要学习她,首先就要替她报仇,惩办杀她的人,维护党的原则。可是,同时又说不要追究凶手。这说明还有斗争。叫人讲话,还要做思想工作,有些人又怕别人讲话。

他还说:“三十年”的成绩怎么样,缺点怎么样,要让大家来讨论才行。总结“三十年”、“十七年”、“三年”的经验,要经过认真的讨论,要多征求意见。“十七年”的成绩是肯定的,不存在一条“黑线”,但并不是说没有错误。我看,运动太多了,运动一来,人人自危,保自己过关。怎样为“四化”服务?什么人为“四化”服务?外国是机器代替人力,一个现代化旅馆里看不到几个人。我在北京开会住在和平宾馆,每层楼都有好几个服务员,而旅客却要自己搬行李。提倡“为四化服务”,首先要思想现代化。否则,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四化”恐怕是没有办法实现的。1954年我在人代会上发言讲官僚主义。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毛主席要大家讲缺点。对官僚主义,要嫉恶如仇。

他说:要多出作品,在多的基础上求好。在近10年中,日本作家出了很多书,而我们呢,不出书也一样是作家。陈登科提出作家应有版权,我认为可以考虑给作家版权,作家应享有版权自主权。在国际上,我们要加入版权协会。我写了篇文章,写的是把雪峰写的交代材料拿去发表,是对作家的不尊重。版权应归作家本人所有。我们的出版社想出谁的书就出,出一本书好像是给作家的恩赐。

女作家茹志鹃听了巴金的发言,深为触动。巴金发言中有的意见,就是她的创作引发出来的。她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对于总结30年的教训,也最有说服力和典型性。茹志鹃说:中国的作家写不过同时期的外国作家,是我们没有才气,没有生活,不用功吗?不是。为什么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出不了杰出的作家和作品?我想关键不在于生活不够。鲁迅说,文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现在作家头脑里设置了很多框框,缺少想象力,头脑这个“加工厂”失灵了。作家对生活进行思索的能力,下降到了接近枯竭的程度。从我的创作道路来看,我写了两本书,论年代,那些小说都写于50年代,到60年代创作的数量减少了。原因何在?我是1960年离开编辑部搞专业创作的。在编辑部时也没有什么照顾,都是晚上写,数量倒是有一些。搞了专业后,反而没有写多少。这几年深入生活,在生活中产生了苦闷。我发现,我这辈子,写不到公社这一级,县一级就更不要说了,同吃同住同劳动,只能在大队。罗马尼亚电影《权利与真理》的作者是中央委员。有些领导干部能不能同我们交交朋友?我们很少讲艺术实践,只讲生活,只要下去生活就好了。第二,“中间人物”的批判,对我有很大影响。很害怕,为什么只写中间人物,为什么只写小题材,为什么不写大题材?人物、题材,都分成一级一级的,我要一级一级地攀登。不断地强调为政治服务,而作家的想象力和对生活的思索,濒临枯竭的地步。我的创作的减少趋势,在“四人帮”统治之前就开始了。会上很多同志说起对我的批判,不是“四人帮”,而是指的现在。譬如《重逢》发表后,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我感到,其中有来自上面的论调,并不是从作品的主题出发,而是“那个人物是否能定为打砸抢分子”之类。只抓住这些来评论文艺作品,我感到,对创作是很不利的。我的《草原上的小路》发表后,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的批评甚至很使我感到惊讶。

我注意到巴金在仔细地听着茹志鹃的自我解剖,心里既感到快慰,又感到痛苦。他的脸上,有一种令人莫解的表情,茹志鹃的成长经历,引起他长久的沉思。这个经历过“文革”磨难的老作家,在独立地思考文坛的历史和现实,唯真理是听是他的选择。

于是,8月12日,我和顾骧决定去武康路他的住所拜访他,更多地听他对当前文学形势的意见。巴金非常热情地与我们交谈。他对我们说:“三十年”的经验要很好总结一下。这中间,外国人有很多文学作品出版,我们为什么没有作品? 我们说成绩很大,可是我们没有多少作品。茹志鹃写了,马上就有人出来批评她,说她写儿女情、家务事。一个很有才能的女作家,却只写了两本薄薄的短篇小说。(指1959年出版的《高高的白杨树》和1962年出版的《静静的产院》)老作家也没有多少长篇,只有艾芜的《百炼成钢》。我们对作家,一是养、二是管。但管得太死,太严。要松一点嘛。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就把他们从生活里拔出来,让他们做专业作家,这样的办法不行。最好让他们在生活里当业余作家,不要脱离生活,他们有了困难,帮助他们解决。“深入生活”总是有隔阂的,比在生活里困难要多。我写《家》的时候,是在生活里。要让作家多写,多出作品。

时年75岁的巴金,正在翻译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回忆与思考》。他说:“第一本已经排好了,今年要译出30万字,主要根据英文版,参照俄文版。这部巨著写的是俄罗斯社会,那是一个官僚主义社会,对我们今天还有用。”他说,除了翻译外,他还在为香港文汇报出版社写一本创作回忆录。下一步还要创作一部长篇,暂名《一双美丽的眼睛》,他说要写到80岁,还有5年时间。

巴金对我们的谈话,特别是他对“三十年”中我们的作家出版作品很少,出了作品就受到批判或指责,以及作家体制等等的批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只唯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谈话应该是他晚年出版的《随想录》《真话集》等系列著述的先声。

2019-05-13 □刘锡诚 1 1 文艺报 content49513.html 1 听巴金说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