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母题。所谓故乡问题，其实是人与自然的异化与分裂问题。人孕育、诞生于自然，原本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当人从自然中走出，开始征服自然之路，那曾经分娩了人身体的自然，便成为回不去的故乡。而自从有了故乡意识，人便不可避免地被抛入了他乡。故乡与他乡、出走与回归、分裂与寻找，从此成为人无可逃脱的宿命。正如任洪渊所说，人与自然的异化与分裂，这是人与生俱来的“第一重分裂与悲剧”。
尽管“故乡”是一个有母性意味的词语，但长期以来父系社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强大传统，却让女性从一出生就面临着失去故乡的尴尬。在漫长的历史中，故乡的主题几乎多是由“他”书写，而“他”也成了先天无乡的“她”后天强加的故乡。作为以女性书写而闻名的作家，杨沐敏感地捕捉到了传统在“故乡”问题上对女性的粗暴。“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女子有肉体传承血脉的能力，却被隔绝在肉体之外的传统传承；女子们不被认为可以能动地传承传统，于是，女子的作用始终包含生育（肉体的传承），最伟大的作用就是当个好母亲，最动人的故事就是孟母三易其所以择邻，也就是在父亲缺席的状态下替代父职，教育从自己肉体里繁殖出的另一个肉身。”（《寻乡记》）杨沐以揭竿而起的姿态，开始了女性对故乡的追寻。《老母土》是一部令人玩味的作品。仅从题目来看，“老母土”三个字便具有极为强烈的象征意味。“老”指向时间，是厚重的历史，悠长的岁月；“母”指向生命的孕育，是人从母体分娩出来的绵绵不断的血缘关系；“土”指向空间，是人赖以生存其中的自然，肉体永恒的居所。在对吴江老宅高墙、青瓦、霉墙的仔细辨认中，杨沐认出了祖母的坚忍，和她“对坚贞洁净气质的近乎偏执的追求”，认出了母亲是如何“从小资产阶级女学生蜕变成承受得起这个悲惨世界任何风吹雨打的女人”，进而“怀着对人生的悲悯和彻底放弃自己的坚强，给我们以最后的后方”。从中，杨沐找到了自己精神气脉的来源。没错，这就是故乡，这就是老母土，在苦难飘摇的历史中，她以母性独有的包容、善良、坚忍、忍辱负重，维系了家庭的完整、生命的安宁，无论时代、社会多么风雨飘摇，她都坚守着人类后退的底线。纵使你远离她已久，她也能在血液里决定你的气质。
老母土是前世的故乡、血缘的故乡，它也许不能带给人现世的满足感，但它解决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说，“老母土”虽然解决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但它不能带给人精神的归宿。杨沐对于故乡的探寻并没有停留在返乡寻找血缘的层面。“她如果抗拒不了强大的传统，她可以不要这个传统；当她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她可以自行选择一个‘她自己的故乡’，对这个灵魂故乡抒发无处述说、无法排解的乡愁。”（《寻乡记》）在解决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之后，杨沐要解决的是“我”如何存在，以及“我”要去哪里的问题。她以非凡的勇气，开始了一个女性重新定义故乡的征途。《红楼梦》从“大荒山无稽崖”的宇宙洪荒进入现世人生，最后又回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原始状态，这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归于无的过程。杨沐重新定义故乡的过程则是以红尘中一个行者的视角观照现实和人生，再向时空和生命的维度展开。在《李蓝的电影》《长途汽车上》等作品中，“我”总是处于不确定的、在路上的状态，不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寻找。这是理想主义失落之后的无尽空虚与再次出发，也是内心处于挣扎、分裂状态的一代人的精神突围。
在反复的寻找与认证之后，西藏最终成为杨沐心中的精神故乡。在这里，西藏自然的原始与宗教的神秘、人性的淳朴与肉体的活力、存在的自由与个体的自我修行，都成为后工业社会人的精神创伤的最好慰藉，也成为精神故乡的重要特质。杨沐向西藏敞开自我，以肉体的感官找回人与自然的原始联系。“在肉体打开之前，感知是从大脑、眼睛和耳朵这些高层次的感觉器官开始的；肉体打开之后，很奇怪，深切地感知，得从触摸、嗅觉、味觉这些低层次的感觉器官开始。对宗教、寺院、僧人的感知，除了眼睛和声音，这时候我得用上触觉，我至少得摸一摸才能将那种气息吸进身体。”（《西藏在上》）而她一旦确认了西藏作为精神故乡，西藏便从一个空间概念变成了生命概念。“西藏和它包容的一切，从此不再只是一方地域，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所在，是一个家园、一个归宿；她还是一条路，一条之于我的前路和退路，当有一天我无路可走时，我可以退到这里来，找她，跟她相拥着互相温暖；她还是铺满自身‘魄’的底色，那是金色的、温润的，如我在西藏满目看到的那样，如它赋予大山大河寺院红墙的那样，给我最后的豁然和安宁。”西藏这个精神的故乡指向现世，为此在的我找到生命的意义，解决我现世如何存在的问题。
然而，就如前文所说的，当人意识到故乡存在的时候，自己便被抛入了他乡。同样，精神故乡诞生之时，精神异乡亦随之而生，人再一次成为了“在家的异乡人”。在《香巴拉》中，“我”在西藏游荡了许久之后最终发现，宗教并不能拯救自己，反而是“在一切的深处，可能就是那个香巴拉”。《红楼梦》在重新定义故乡的过程中最终感悟到“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生命起源于无，也归宿于无，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是过客，岂能反认他乡是故乡。而在杨沐这里，“一切的深处”皆是立足之境，皆是故乡。所谓的精神故乡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它可能什么都是，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它是无处不在的“有”，也是先于人本身而存在的“无”；是不在之在，也是存在本身。它指向未来，解决我到哪里去的问题。
精神的故乡其实无处不在，那么“万物皆备于我”，人重新找到了与自然、与宇宙万物的同一性。因此，当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杨沐的身体也发生着一场地震。“浅睡里，我再次看到自己开裂的胸膛，骨头是白的，肉是灰白的，像钢筋混凝土；我看见自己的身体像废墟，肋骨是横陈瓦砾中的梁椽朽架，四肢像破碎的水泥柱，被炮击过一般，东一个，西一个，暴露横陈。”（《内腔里的地震》）。大地上发生的震动与人的身体血肉相连，生命重新成为大地本身，那是人与自然在长久分裂之后的回归，真正的回归。这种回归的结果便是，万事万物的快乐都是“我”的快乐，万事万物的悲伤都是“我”的悲伤。如维摩诘一般，当世人都还活在痛苦里，自己岂能独自享乐。“我的眼睛、耳朵、心脏、大脑以至整个内腔装满了别人的苦难，它对我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产生地震般的改变，至少让我走出书斋，放眼体察别人的痛苦，并在需要时，伸出自己的手。” （《内腔里的地震》）杨沐不再只关注自己的个体存在，而是以悲天悯人之心去体察社会，感受人生。这一个女性思想的化茧成蝶，也是一个作家的精神涅槃。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