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对于女作家的“自我”曾有如下论述：“她们天生地从自我出发，去观望人生与世界。自我于她们是第一重要的，是创作的第一人物。这个人物总是改头换面地登场，万变不离其宗。”这样的分析无疑适用于张洁。对于张洁这样“主观型”的女作家而言，其作品往往是自我心灵的投射，是思想探索的宣言。张洁笔下的那些女性形象仿佛被一个强大的理念之手操纵着，从她们身上常常能辨认出作者的身影。但张洁之所以能成为不可替代的“这一个”，还在于她不懈的探索精神，并将探索成果及时地呈现给读者。作者的自我处于不断的“撕碎、撕碎、又拼接”的过程中，这也是作者创作演变的重要方面。从《爱，是不能忘记的》起，张洁就开始建立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并在《方舟》《祖母绿》中形成了一种非常固执的女性心理价值世界。
《爱，是不能忘记的》在“新时期”较早地涉及妇女的婚恋问题，在读者中所引起的激烈反响，至今对不少人来说仍历历在目。围绕着这篇小说的争论，也成为新时期重要的文学/文化事件之一。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意识体现在，钟雨对自己所爱的明确，她不爱什么（漂亮的公子哥儿式的前夫），爱什么（老干部）是经过了自我选择的，并且坚持了自己的所爱。如果说，爱情是一种“呼唤与被呼唤”，是一种在所爱的对象身上发现“自我”的行为，那么，钟雨无疑确立起了她在爱情中的主体地位，并且经由女儿确认为一种对于爱的信仰：“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
然而，“等待”或许正是一套男权文化赋予女性的特定位置，正如灰姑娘等待着白马王子的降临。钟雨高度克制的自我牺牲，以坚贞不渝的奉献方式所表现出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妇德”，仍然是一种父权/男权制度下的文化逻辑深刻内在化的结果，并是这一制度延续下去的重要保障。
《方舟》呈现的则是三位独身的知识女性在工作、事业上遇到的种种艰难挫折，和她们互相帮助，在艰难困窘中不懈努力的历程。不幸的婚姻并没有损伤到她们强烈的事业心，对事业的驾驭能力和强大的思想使她们对社会、人生的评判不同凡响。当梁倩冒着大雨，骑着摩托在雷电下疾驰，她意识到：“女人，女人，这依旧懦弱的姐妹，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靠妇女的自强不息，靠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实现。”
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女人活得很累很累。她们难以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她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娱乐，她们甚至连一盆花都养不活。她们“混乱、孤寂，没有爱情”。小说多次透过三位女性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自己：“梁倩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工作间的隔音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影子。苍白、干瘪、披头散发、筋疲力竭、横眉立目……一副呆若木鸡的样子，一点都不讨人喜欢。”“谁要她们干什么？就是三更半夜，把她们扔到大马路上，也不必担心有人捡了去，一个一个像块风干牛肉，包括梁倩在内。除非有人闲得实在难受，想找点东西磨牙。”
很难说，梁倩们投向自我的眼光没有受到“他者”眼光的影响，她们的自我价值中没有来自“他者”价值的干扰。她们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做一个“真正的女人”的愿望，那是传统的男权社会留给女性的位置：一个和顺的妻子，一个慈爱的母亲。于是，她们的抗争全像是被逼无奈，一种想做“真正的女人”而不得的深深的失落：“她这是怎么了，像个歇斯底里的老寡妇。她从前不是这个样子。上哪儿去再找回从前那颗仁爱、宁静的心啊，像初开的花朵一样，把自己的芳香慷慨地赠给每一个人。像银色的月亮一样，温存地照着每一个人的睡梦。她多么愿意做一个女人，做一个被人疼爱，也疼爱别人的女人。”
这正暴露了《方舟》的潜意识内容：女性本不愿“雄化”，不愿这样“糟蹋”自己，如果理想的男性是存在的话。传统的女性观念深刻地内在于这些现代的知识女性脑中，它们与一种自发而非自觉的女性独立意识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大概便是这些知识女性自我焦虑的缘由。故而可以说，《方舟》所呈现的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坚定的女性自我，毋宁说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焦虑的女性自我。
《方舟》之后发表的《祖母绿》或许是更值得分析的作品。这不仅是因为相比前两篇，它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并于发表的次年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张洁前期知识女性系列小说中唯一获奖的；还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女性镜像。《方舟》是批判性的，而《祖母绿》则是建设性的。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它对女性的自我建构，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发展中的女性意识，而又在多大程度上暗暗应和了彼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
无疑，曾令儿的形象是高度理想化的，她从仗义执言为情人左葳承担政治责任开始，经历了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终于达到了“无穷思爱”的崇高境界。作家立意借曾令儿，推出她心目中知识女性的最高典范：她自立而又坚忍，默默地承受不公平的待遇，不忘在内心坚持自己的人格，20年扭曲的历史结束了，她恢复了名誉，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与尊重。作者在借助这一人物形象继续肯定女性对于事业的高度认同时，要处理的另一个问题，依然是，对她们来说，爱情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寄托于何处？
直到曾令儿接受邀请返回到曾经爱恋过的城市，她的这一中心观念仍尚不明确。转折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她与卢北河的会面勾起了许多前尘往事，令曾令儿夜不能寐，这时她听到了哭泣声。小说最后回到海滩，曾令儿曾警告那对度蜜月的可爱的情侣，别在那里游泳，但那新郎还是去了，不幸淹死了，剩下了一个在海滩上发疯的新娘。曾令儿把那姑娘安顿好。曾令儿想告诉那位新娘：“除了他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值得爱的东西，她将告诉她，她的爱情已经得到过呼应，她已享受过最完满的爱情，这种可以呼应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已经足够，因为还有那么多人，过完了没有被呼应的人生。”曾令儿还想告诉她关于“无穷思爱”那句话。
美丽的、九死不悔的、“无穷思爱”的曾令儿以对伤害过她的男人和女人的宽宥实现了自我超越：“就在这时，曾令儿觉得，她已超过了人生的另一高度，她会去和左葳合作。既不是为了对左葳的爱和恨，也不是为了对卢北河的怜悯，而是为了对这个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曾令儿作为张洁式的具有宗教意味的理想镜像，完成了这一阶段张洁对于女性自我的建构，这种理想性被推到了极致，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张洁无以为继，她的笔触暂时从她所喜爱的知识女性身上转移开了。直到《无字》，与曾令儿属于同一个谱系的女性形象才再度归来，而这一次，则面临对理想自我的解构，作家把这次创作称作是对自我的解剖。
正是在这种自我解剖的意志驱使下，作家试图为我们揭示女主角吴为的自我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张洁的女主人公的身份常常是作家，对她们而言，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说不清楚到底是文学反映了生活，还是反向地创造了生活。
《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作家钟雨与老干部的精神苦恋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文学交流，从契诃夫到钟雨新发表的小说。《无字》中这一恋爱场景又再度出现。吴为靠着想象创作爱情，也创作男人，创作生活：“……爱好文学的吴为，早就显出创作倾向，不但喜欢创作故事，也喜欢创作男人。”“她总是把男人的职业与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作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甚至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作文学。见到了与文字沾边的人，也就以为遭遇了文学，便热情澎湃地扑将上去，还以为自己是委身文学，‘文学’也就何乐而不为地接受了她。过后再读契诃夫的《宝贝》，只好会心一笑。”
胡秉宸和吴为关系的转折有赖文学的助攻，胡秉宸深谙与文学女性交往的门道，拿着一首传说中陈毅的诗句找吴为搭讪，继而又谈到了冰心、《爱的教育》《红楼梦》与狄更斯。吴为不是不明白胡秉宸的这些姿态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像她这样一个自小就读《白雪公主》以及各类西方文学的人，怎么会不懂得男女间的那些密码？懂得固然是懂得，然而，对于胡秉宸继续而来的“文学攻势”，吴为却难以抵挡，胡秉宸随口吟出一句秦少游的词，立刻缴了吴为的械。“……从此这个矮小的男人，让她觉得像了教授，而不再像副部长，也就是说，像了自己的同类，从此对胡秉宸有了一种原则上的认同。”
文学艺术通过直接成为社会文化环境的一部分从而对人的自我塑造产生影响，人们往往根据文学艺术中的想象性形象或人物模式来塑造自己。18、19世纪的西方小说对张洁那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形成产生着重要影响。新中国的知识女性吴为同样是在这样的文化滋养下完成了自我塑造。她所参照的文化范本，是西方文学中的那些名媛淑女，娜塔莎、朱丽叶、白雪公主……而她对男人的想象与企盼，则是贵族骑士与革命英雄的混合体。
然而，《无字》的别有意味之处在于，男女双方所参照的是不同的文化范本。胡秉宸看上去像个西方的骑士，然而他文化的根基却是藏满了线装书的老宅子，他最倾慕的是《浮生六记》中沈三白和陈芸的闺房之乐，他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是“顶好又堪实用又堪把玩，类似陈圆圆、董小宛、苏小小那样的女人”。在两种文化之间，双方的自我塑造产生了深刻的错位，发现彼此都不是自己所要找的人。在这种尖锐的冲突之下，在不依不饶的寻思和追问之下，吴为窥见了这个文化的秘密，在解构了理想男性胡秉宸的同时，也解构了她自身。吴为对自我的解构，使她陷入沉默，陷入疯狂的境地，陷入自我意义的虚无，“疯子是什么？疯子是不再能构成意义”。吴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疯女人”。
张洁在解构了女性自我的同时，也提出了建构新的女性主体的设想。在《无字》中，这便是第四代女人禅月。“禅月是一个语法正确、表述清晰、合乎逻辑的句子，吴为却是一个语法混乱的句子，就像她的小说。”禅月不易为感情所累，独立而自由。《无字》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中的母亲费珍珠也是类似的形象，对她的描写则更为具体。她极为优秀、成熟，有超越男人的心智，对男女关系的处理通透而洒脱，在她看来，青春美丽固然是女人的武器，可是，“如果女人不自寻独立之路，一旦失去这个武器，还有什么呢？”费珍珠不但不屑于这样的武器，更不屑于争夺男人的战争。“她追求的是事业的承认、科学的认可，那才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比起事业、科学的肩膀，有几个男人的肩膀足够弥坚？”这依然是一个独立而自由的女性，近似于西方的自由女性。虽然，她们的形象还比较概念化，看起来还不够丰满，不够清晰，但她们代表了作者最新的自我塑造：“我就是一个喜欢自由空间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