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个民族历史前行中的每一次阵痛，每一根神经的战栗，每一声饱含深情的呐喊，甚至她所有隐秘的心灵史，都可以通过研读这个民族的优秀小说触摸到。在当今中国文学版图中，茅盾文学奖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全方位地记录社会变革中的风雨雷电、沧海桑田，因为它设立的时间（1981年10月）与改革开放的源起时间（1978年底）几乎同时，并且在近40年来，茅盾文学奖始终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发掘出了许多具有巨大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精品力作。
改革开放初期，张洁以充沛的激情和锐利的语言完成了小说《沉重的翅膀》，不加掩饰地表现了“蝉蜕”时期人们的痛苦，毫不留情地嘲讽守旧者，极尽笔力讴歌赞美改革者——正是这种充分展现作者主体性的写作，引起了文坛内外的种种争议。改革难，写改革更难，讴歌改革更是难上加难，甚至会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作品发表后，作者迫于各种压力，先后对其进行了4次修改，1981年4月16日脱稿；1981年11月第2次修改；1983年9月20日第3次修改；1983年12月13日第4次修改。这种作品发表后仍需大规模修改的现象实属罕见。
小说最终以“修订本”获奖。寻绎作品诞生的批评语境与思潮脉络，发现大家对这部作品的关注焦点都放在了分析无法回避的政治规约造成的“翅膀”起飞过程中的“沉重”和作家创作修改过程中折射出来的“沉重”上，这种定位与分析忽略了张洁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深刻的辩证思想观念，对作品本身呈现出来的写作立场与精神诉求，缺乏一种统摄式的评价。试想当时的场景，张洁在刚从民族浩劫中走过来的中国舞台上，在“太放肆了”的指责声中，执拗地唱出了改革的赞歌，表现出心怀远方，何惧路长的气魄，何其不易？
关注国家发展
与献身改革的激情
张洁深受共和国“红色文化”的熏染，早期创作萦绕着化不开的“革命情结”和“苏联情结”，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单纯与乐观，奉行着英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使命与担当。这些时代印记与个人特质共同构成了《沉重的翅膀》的书写底色。《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一文明确点出了张洁的创作缘起，“我的思想老是处在一种期待的激动之中。我热切地巴望着我们这个民族振兴起来，我热切地巴望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让全人类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之中。”因此，当同时期绝大多数作家仍致力于描绘“创伤”“伤痕”时，张洁已经率先站立于改革潮头，用“明朗又忧郁”的笔触书写改革推进之艰辛、精神重建之困难。这种关注真正问题、暴露深刻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勇气也为张洁带来许多误解、批评，谢冕就曾评价说，“她并非异端，但却是一个挑战”（谢冕、陈素琰《她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评张洁的创作》）。
怀揣着历史使命与现实关注，张洁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可谓呕心沥血：听取广大读者的意见、文学批评界的意见、文学编辑的意见，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沉重的翅膀”俨然是对改革开放初期最形象贴切的比喻：“翅膀是沉重的”这一现象所反映出的深层弊病、解决弊病的可能方案，构成了“改革文学”宏大命题的要素。《沉重的翅膀》针对现实中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突出的矛盾进行揭露：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人情”观念造成的机关干部因权力和物欲而起的勾心斗角比比皆是。张洁自己也说:“《沉重的翅膀》的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交叉点上的风景》）从记者“叶知秋”身上我们能看到张洁对改革问题的深切关注，从郑子云等人的工作中我们也能总结出改革工作的有效经验。《沉重的翅膀》之所以能充满如此真挚而丰盈的激情，在于张洁以勇气打开了女作家很少触及或很难深入的视域——国家。她关注改革也是源于此：改革是该时期国家的首要任务，无论是从政治局势还是经济发展来看。小说运用了大量比喻，意在说明历史惰性作为陈旧而腐坏的因素未被彻底清除干净，改革需要认清社会发展和自然进化的规律，需要大刀阔斧，更需要深入民心、贴近实际。别林斯基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别林斯基论文学》）作品在对复杂社会斗争的描绘上贯穿着坚持改革的豪迈气魄，在雄辩的思辨性语言中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这是历史要求对作家的正面积极影响，也是当代文学史中少有的激情。
关注家庭与追求人民
获得感的热情
影响张洁创作的因素除了时代命题外，亦有女性敏锐的眼光与细腻的感受。这也使得小说超越了一般宏大叙事题材的局限性，用人物家庭生活的细致描绘呈现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作者凭借真实的个人情感经验和在重工业部的工作经验，孕育了人物家庭关系和改革冲突斗争的灵感。小说通过郑子云和夏竹筠、陈咏明与郁丽文、吴国栋与刘玉英等不同家庭的生活矛盾联通到令人深思的时代问题：改革的最初目的与最后成果是否转化为了真实的“获得感”？由此看来，张洁不仅有对经济形势的洞察，还有一种立足实际的政治理想。《沉重的翅膀》将家庭需求分为建立、维系和升华三个层次，对应着获得感的由浅入深。
改革开放初期，家庭的建立仍然受到周围社会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影响。万群与方文煊作为一对患难见真情的爱人因社会习俗的强大压力生死相隔。而郑圆圆和莫征两个年轻恋人则冲破了阻力，自由相爱。新旧两代人由爱情到家庭的不同结局似乎也可以印证“婚姻改革”需要克服原有框架、陈旧思想的勇气。“贫贱夫妻百事哀”，鸡毛蒜皮的琐碎是消解爱情的最大杀手，家庭的维系比建立更为艰难。吴国栋和刘玉英的争吵引出了他们从十几年前恩爱的情侣变为艰难度日的夫妻后，面临的生活窘境：吴国栋得了肝炎需要治病，但他只能拿到60%的工资。两个人不仅要赡养父母，还要照顾孩子，一切“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小说中一再强调：“一定得让老百姓像个人那样活着”，如果生活的负担并没有因为改革得到缓解，他们又怎能从应接不暇的现实情境中奉献出更多的工作热情和生活情趣？ 所以，小说对夫妻家庭生活“幸福”拷问的背后其实是对改革成果的关注。幸福是一种获得感，是一种来自内心的主观体验，而并非外在条件的“门当户对”。郑子云、夏竹筠的“模范夫妻”只是表面。他们的家中缺乏真情的流动，夏竹筠时刻不忘彰显自己对家庭的控制，她以打扮、说场面话和监视家人为日常工作。小说塑造的真正模范夫妻是陈咏明与郁丽文，他们的婚姻与家庭生活充满了爱和尊重。虽然郁丽文并不完全了解丈夫的事业，但她不忘以妻子的身份坚定地站在丈夫身边，支持他，陪伴他。
在张洁看来，女性获得解放需寄希望于全人类的解放，寄希望于社会和民族的进步。所以小说中的女性以间接身份参与到改革进程中，字里行间洋溢着女性主体的自我反思，她们或是关心工业发展的记者，或是理发店里的巧手，或是安逸享乐的官太太，或是温柔贴心的医生……她们的忧愁与甜蜜首先来自于家庭环境，她们为现实生活发愁，为精神追求担忧。从女性面临的生活困境便可知道，当时的“人们还是在过去的道路上摸索”，改革的翅膀还很“沉重”，所以作者在初版本中的犀利、感伤和强大震撼力，都是基于改变人们生存窘境的热情。
关注人性解放的真情
张洁深信“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全人类，还要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人的精神更加完善的世界”，所以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实现精神的完善。小说提出了“解放自己”需要“物质”“精神”两手抓，尤其是“重视精神”的观念，并以郑子云和陈咏明的音乐交流为例，展现了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性。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社会实现对人需求的满足，首先，便是对“人”的存在的认可。
田守诚之所以轻视给工人发奖金的要求，是因为他长期陷在官本位思想中，对工人缺乏“人”的认可,这种源自本能物欲的思想并非仅田守诚一人所有，孔祥副部长、局长冯少先、处长何婷，他们都喻指了相当广泛的保守力量。张洁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社会是不断进步、发展着的，过去的“新”已经成为此刻的“旧”，那么此刻的“新”未必不会变成明日的“旧”。而小说中郑子云、陈咏明等人的先进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具有变革现实的激情与行动，更在于他们能够认识到工业建设中“人”的价值和作用。陈咏明在曙光汽车制造厂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更能体现出锐意进取、忘我工作与麻木僵化、犹豫彷徨、妥协迁就的素质斗争,在所有旧观念和惰性思维的强大势力面前，就算是改革英雄郑子云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责任感的有力召唤又使他继续战斗下去，他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所有人。这种深厚与坚强的人性克服了外在环境与自我的矛盾，也克服了自己内心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的冲突，在不断的否定中获得了人性的解放与发展。
《沉重的翅膀》是“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品，它既有时代赋予作家怀着一腔热情反映现实问题的历史使命，也有对永恒爱情、婚姻、人性的执著探求。重读《沉重的翅膀》，能发现其中蕴藏着作者对国家、家庭和人性的巨大真情。虽然改革曾经在蹒跚学步时分外艰难，但经过一代代人不断努力，新时代的中国已经开始腾飞，《沉重的翅膀》也因其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永远印刻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纪念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