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关于中国城市文明形态的兴起和演变的著作，出自一位具有地理学专业背景的香港学者之手。按照书后所附的“出版后记”介绍，“本书是薛凤旋先生积三十年教研经验而写就的心血之作”。可能也正因为依托了来自教学现场的讲义一类的素材，整本书的篇章架构举重若轻，讲述方式要言不烦。虽然内容涵盖甚广，并且学术性很强，但即使是非专业的一般读者，读来也不会有特别繁难艰涩之感。

全书十三章，依时序分述中国城市文明发展的各个关键阶段。开篇介绍的，是根据考古发现归结出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晚期的“初城”聚落及随后的龙山城邦的情形。继之，则展现和阐释夏商周三代，严格体现礼乐观念和宗法关系的“封建制”城市，是如何向容纳工商业及其附属社会阶层的中央集权制城市发生转变的。紧接着的两章，勾勒了从秦汉400多年间功能和格局臻于完备、发达的行政型城市，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崛起的全国性的核心城市区和海港城市，这一演进过程的基本线索。

第九、十章集中梳理宋元明的城市变迁。两宋时代，在城市经济和市民社会的促动下，行政型城市全面转型为商贸、娱乐型城市，南方沿江、沿海地区城市蓬勃兴起，城乡分离显著加剧。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主流价值的地位和商业文明以至科技的发展，一度并行不悖。进入元代，城市化进程陷于黑暗的低潮期。北方衰落、人口流失，城市的数目和人口规模急剧减少，商业也遭遇阻碍和限制而未能达到两宋水平。唯海运、漕运和丝路沿线的城市有所扩展。

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整体上依照《考工记》的原则，北城墙开门等局部细节也采纳了某些道教规矩，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大都。但大都的市场数量和规模都逊色于唐宋都城，全城人口最多时仅为50万，且仅限约2000名色目商人从事商贸。到了明代，由政府主导，对全国城市进行层级分明的恢复性建设。人口逾百万和数十万的大城市，与千百户人口的中小市镇，以及北方长城沿线的“镇”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卫”“所”等军事为主、商贸为辅的新型城市，构成错落多样的城市布局。

书中第十一章在“由新儒学到半殖民地”的主题下，对清朝的城市化进行总结和审视。清代接受了明代城市全国四分的区域空间分布。国都北京、贸易和轻工业中心苏州、长江航运中心汉口、制铁和瓷器重镇佛山，为四大都会。四大都会加上南京、杭州两大丝织和商贸中心，以及对外通商口岸广州、漕运和商贸中心扬州，为八大工商城市。此外，每年承担全国五分之一粮食运输和一半出口丝绸运输的沿大运河城市，景德镇、宜兴、德化这三座瓷器手工业重镇，也作为两类特殊城市看待。在这样的城市布局中，自宋以后，接纳了商业、贸易和边地区位的新儒学的城市理念底色（其核心思想是“以民为本”，其行政功能是通过城市来为周边农业地区提供中地服务），仍然清晰可见。但清后期由于外国列强的军事侵入和强迫开放，大片沿海、沿江地区沦为半殖民地化的城市，维系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城市化格局就此趋于杂化和瓦解。

众所周知，由此所致的种种复杂困局的根除和改善，推移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此，全书压轴的两章分别做了史实分析和理论探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究竟是走了一段“反城市文明”和“非城市化”的道路，还是推行了利用城市化来促进工业化的政策等问题的明辨。作者认定，后者才是事实。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是以经济和政治共存为立足点的。基于此，新中国的城市化政策，致力于消除以往将现代产业过分集中在沿海条约港的空间分布不合理局面，使新建的工业城市分布更均衡，更邻近主要原料产地所在的内陆省份，也更合乎国家安全的要求。同时，也将严重剥削性的消费型城市大力改造为生产型城市和工业中心，使城市朝着有利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和脑力劳动差别、工业和农业差别）的方向发展。在文化和政治上，城市的属性应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

很显然，从这些对于我们身边的城市历史所作的清晰回顾和学术省思中，我们所获得的远不仅是一些知识掌故，更有对于我们亲身经历过却可能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的一段往昔岁月的再发现和新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