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现代性赋格”，作者在修订版序里自陈，是借用“赋格”这一本意为复调对位曲的音乐概念，来比喻现代性的复调。而现代性，在作者的理解中，又是欧洲启蒙思想家在变革的激情下对未来提出的理想蓝图。这一蓝图的设计，依据了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传统，拼接组合了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提出的关于理性、主体、知识和历史、世界、科学的各种看法，形成一个宏大体系，可谓之体系化现代性或现代体系。它否定了以宗教信仰为特征的旧世界观，推崇科学、理性和平等的新价值，把创造一个自由、幸福、没有残忍的世界作为宗旨。但与此同时，它也导向了片面的直线历史观、“科学主义”式的新宗教和过于低估人性复杂程度的工具理性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严重偏颇。

恰如书名副题“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所示，这本书选取了4位19世纪欧洲文学经典大师的作品展开细读和引申讨论，从而表明：在现代性成型的过程中，已经蕴含了针对现代性本身的深切思辨。“波德莱尔以‘忧郁’诗风表达‘理想’，回应第二帝国奥斯曼式的现代化；福楼拜以‘客观’小说风格鞭挞布尔乔亚并讽刺宏大叙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地下人之口，剖析工具理性如何导致背离人性的乌托邦；尼采从苏格拉底如何将美学与哲学对立着手，梳理整个西方思想史，并为现代意识注入希腊悲剧的美学智慧。”但是，这些从今天看来颇具先见之明的批判性思考，在它们公之于世的很长时期里，却一直都被当作开历史倒车的异端邪说、逆时代潮流而动的非理性谬论。

走到了时代前面的这几位现代性症候的预见者，表现在思想取向和写作风格上的具体姿态其实并不一致。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置身怎样的思想立场和认识起点上，都没有局限在偏执一端的理性判断、道德判断或政治判断之中，以至昧于审视人性和社会更为复杂的面相，而是顽强地保留和发扬了对人性的复杂体察更深、把握更准的审美判断的能力。合观之下，一方面，这正显现出现代性自身多意、多声、复调的特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已经在迸发后现代思辨的元理论光彩。由此，作者特别阐发了他的一个判断：“后现代性还是在谈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对启蒙体系现代性的后见之明。针对体系现代性的后现代，不是另立体系，而是不事体系，在历史、变化、新语言认识的更大格局中，继续寻求启蒙之光，继续启蒙。用当代思辨理论的另一个词语，‘后现代性’可称作‘对位现代性’。”

基于这样的思路，这本《现代性赋格》，尽管是作者摆脱20多年在美国大学任教的职业套路，超越项目规范和奖项追求，返归母语中文、展现学术初心和自由姿态的写作成果，但全书各篇章里，其实仍然还是贯穿着一条不乏辩难意味的逻辑线索。从以启蒙为主题的第一、二章，对于有关现代性知识谱系的梳理和辨析开始，到法兰西篇中解读波德莱尔忧郁的理想和福楼拜的美学判断的两章，再到俄罗斯篇从欧洲现代化和彼得堡幻想曲的叠影中，聚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以至最后两章深究尼采《悲剧的诞生》里改写苏格拉底、凸显酒神音乐实践价值的历史转折期待，着意彰显某种摇曳多姿而又一气呵成的后现代元叙述式文风的努力，顺势而下，跃然纸上。行文若此，得焉失焉，感受书中学思之余，读者也尽可有见仁见智的“美学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