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以及人文特色，形成了今天“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大观。正如评论家周卫彬所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下河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在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他们的创作大多植根于里下河这块热土，既有各自鲜明的创作个性，又有相通的文化根源，以其特有的方式，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里下河文学流派已然形成且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如何进一步扩大里下河文学流派在全国的影响力，乃至推动里下河文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升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品牌影响力，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可做的。第一，出版环节，多为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们提供相应的出版支持，考虑专项出版资金支持，尤其是对年轻的、创作成长阶段的作家。可以考虑将里下河文学流派持续以各种书系的形式推出，有利于里下河文学流派品牌形象的形塑和逐步扩大影响力。可以设立专门的文学奖项。第二，对流派作家新推出的力作，组织相关的专业研讨会，并与出版环节配合，做新书发布和宣传，而专业的批评可进一步提升新作的影响力。近年来泰州文联作协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且已经卓有成效，此项工作宜持之以恒且还可以在很多层面继续深拓。第三，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和评论家双方建立一种对应的创作和研究、评论的互动关系，相同、相近的成长背景和水域文明的浸润，使这里的作家和评论家能够在生命体验和文学气质、文学观念等方面彼此心心相通。第四，可进一步在出版、译介方面，与国外文学翻译界建立联系，考虑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作品及经典力作，送出国门，这是文学在国域层面真正地走出去。
以上是相关部门、文学的外部环境，能够给予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有力支持。但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如何走出去？更重要的或者说核心与关键问题，还是作家能够练好内功，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汪曾祺、毕飞宇这样的作家能够驰誉文坛。既如此，我们不妨以汪曾祺和毕飞宇为例证，来看看他们的作品是如何会具有今天的影响力的？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文学经验？这对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壮大，才是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
文学要走出去，走出里下河地区、走向全国，尤其是走向世界，很重要的一点，作家创作要兼具地域文化品格和世界性视野，要珍惜自古流传下来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并对传统加以有效的继承、汲取，并加以小说现代形式的创新。今年，贾平凹携新作《山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谈到，“作家一定要有全球视野，同时也要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意思是文学创作既要拥抱世界，去关注人类普遍关心的命题，同时也应具备本土意识，书写中国人的经验。这对里下河文学同样适用。现代文学的作家，像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萧红等人的创作，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地域性与当代作家尤其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的关系和密切关联，是毋庸置疑的，从贾平凹、莫言、苏童、王安忆、迟子建等人的创作当中清晰可见。
地域性又往往和作家的童年经验和成长经历密切相关。童年经验与地域性特征的民生、日常、风情、宗教、文化等，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苏童在《创作，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中，曾结合作品具体阐释：“马尔克斯是如何拜访消失的童年，利用一些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童年记忆，抵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文学命题的核心——人的恐惧感。”苏童作品中“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的故事，恰恰是苏童沉溺于童年经验，“回头一望，带领着大批的读者一脚跨过了现实，一起去暗处寻找，试图带领读者在一个最不可能的空间里抵达生活的真相”。写不尽的旧里，苏童检视的是“南方”的时代沧桑和精神韵致。以苏童为例，“南方”，成为苏童书写“中国影像”的出发地和回返地。他以300余万字的小说文本体量，打造了一个不仅从地域性的层面来考虑，更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和具有其相应文体特征的“南方”。
在“南方”的文学叙事里，里下河就更具典型性和源远流长的文学与文化传统。而里下河特殊的地缘空间和地域文化特征，应该是里下河文学最可以描摹的图景。汪曾祺一生足迹遍天下，按照前后居留次序，先后有高邮、“第二故乡”昆明、上海、武汉、江西进贤、张家口、北京，除武汉外汪氏小说当中都有写及。但是，汪曾祺写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故乡高邮，其次是北京，再次是昆明和张家口。故评论家郜元宝写有专门的研究文章《上海令高邮疯狂——汪曾祺故里小说别解》。汪曾祺目睹过1930年高邮大水，平时水旱灾害不断，也形成了他重要的童年记忆和成长经验，“我的童年记忆里，抹不掉水灾、旱灾的怕人景象。在外多年，见到家乡人，首先问起的也是这方面的情况”。汪曾祺“复出”之后大量的故里小说主要背景都是高邮而非上海，后来汪曾祺小说当中又出现了大量有上海生活背景的高邮人，“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上海阴影之下高邮古城社会凋敝、旧家没落与风俗改移”。汪曾祺的故里小说以及他小说烙印的故乡的地域文化品格，可以为今天里下河文学及作家的创作和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特别是里下河本土代表作家，如沙黑、刘仁前、庞余亮、顾坚、刘春龙等，其作品或多或少受到汪老的影响。
评论家周卫彬为我们梳理过里下河文学流派坚实的文化根基。施耐庵的《水浒传》、刘熙载的《艺概》、淮海居士秦少游、“建安七子”之一陈琳、著名盐民诗人吴嘉纪、训诂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扬州八怪”等，都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里下河作家作品当中殊途同归地弥漫着在这里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作家，所特有的一种独特的文人气质。毕飞宇在他那本名噪一时的作家文学批评的书里，有一篇《倾“庙”之恋——读汪曾祺的〈受戒〉》。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去解读另一位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才能这样息息相通。毕飞宇对汪曾祺在《受戒》里，描写寺庙里的吃喝嫖赌生活竟然那样淡定甚至不乏诗意的时候，他特地提示：“我们一定要留意汪曾祺的写作立场，他是站在‘生活的立场’上写作的，而不是‘宗教的立场’。这才是关键。他是不批判的，他是不谴责的，他更不是憎恨的。他中立。他没有道德优势，他更没有真理在握。因为小说人物身份的独特性，汪曾祺只是带上了些许的戏谑。既然你们的身份特殊，那就调侃一下，连讽刺都说不上。”“把宗教生活还原给了‘日常’与‘生计’，这是汪先生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汪曾祺并不傲慢，在骨子里却是骄傲的。”“汪曾祺的腔调就是业已灭绝的文人气，就是业已灭绝的士大夫气，这种气息在当今的中国极为稀有。” 汪曾祺的轻逸与唯美，毫无疑问也是里下河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所拥有的。
其实汪曾祺、毕飞宇等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明清笔记小说的影子。汪曾祺复出后的作品就不用说了，有专业的研究者如郭洪雷已经意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所做的“衰年变法”。他一方面以“改写”方式探索“现代主义中国化”道路，在古代神话、民间传说、《聊斋志异》和笔记小说中搜求“魔幻现实主义”的古老基因；另一方面又在小说主题和思想上回归存在主义，通过小说揭示世界、历史和个体生命的荒诞本质，并正视此种“荒诞”，坚持辩证人性观，在对日常伦理和道德的违逆、冒犯和冲撞中，寻找奠基“人性”的辉光，在对“死亡”的审视和思考中体味生命的荒诞与悲凉。毕飞宇的“玉米三部曲”其实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玉米》被认为是延续了“三言二拍”的因果报应思想。毕飞宇在“玉米三部曲”里，实现了对世情小说传统的重构与突围，为不断累积中国文学本土经验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可以说，毕飞宇的创作，既继承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旧传统，又发扬和开拓着一种新的传统。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并加以创造性地转化，藉由里下河地区所赋予他们的生命体验，开启了里下河文学流派走出去的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