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我与其他作家、艺术家一道，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3个多小时的报告。我记得当时每个人都给发了人民大会堂的稿纸，也发了铅笔，我就一直埋头做记录，记了20多张纸，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差不多都记下来了。
座谈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跟与会代表一一握手。总书记和我握手时，说：“召政同志，我知道你，《张居正》就是你写的。”我就笑。总书记说：“这个书写得很好，我读完了。”我说：“总书记，耽误你的时间，我写得太长了。”总书记笑着说：“一部好的历史小说，就是一部教科书。你把《张居正》写到这个地步，得具备两个前提，第一是深厚的史学修养，第二是深厚的文学修养，两者缺一不可。”总书记的夸奖我愧不敢当。我告诉总书记：“争取第二部小说离您的要求更近一点。”他问我第二部小说写什么，我回答说在写《大金王朝》，并解释说“金”是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和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以及北宋。这三个政权是中华民族中世纪的大三国。习近平总书记鼓励我，相信我能写好。今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跟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政协委员座谈的时候，临走时走到我跟前又谈了这个话题。他问我的书写得怎么样，我告诉总书记《大金王朝》7月份可以完成。习近平总书记笑着说好，我等着看。他鼓励我，说我“学问方面做得很深，也很扎实，我为你高兴”。
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我第一个深刻印象是习近平总书记说他读过的书，种类之丰富、数量之多，我很惊讶。第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现场与作家艺术家们座谈的时候，比后来修订出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更放得开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说：“评价当前的文学艺术的现状，用两个字概括：浮躁”，“我们要有中国风骨、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我当时都记录在稿纸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切中时弊，也感觉到他对文学艺术的现状非常了解和熟悉。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文学，在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年轻人不喜欢文学的，文学是引领我们向上的阶梯。”这话我听着感到特别温暖，因为我也是当知青的时候读了大量文学作品，所以有强烈的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自己的文学阅读经历，说和年轻时代相比，读的文学书籍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总书记还是很关注文学，有些获得好评的作品，他也会找来看看。习近平总书记非常率真地讲述了文学的现状，同时也对文学攀登高峰提出了一些要求，希望作家不负伟大的时代，要写出和这个时代相配的伟大作品。当时我是很激动的。
《大金王朝》四卷本今年刚刚出版，我是在《张居正》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东北哈尔滨，经过金国当时的首都上京，在哈尔滨阿城区。我对女真这个少数民族非常好奇，因为我读过了《说岳前传》，知道了金兀朮等所谓的“胡虏”。岳飞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很好奇这女真人怎么会生活在那里，并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这么厉害的角色。第二年我又到汤阴县参加岳飞的纪念活动，看到了岳飞抗金的事迹，我就深深地感觉到这段历史有趣，但仅从岳飞、从汉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爱恨情仇还不够，我就开始慢慢地读金史，慢慢深入到他们的白山黑水去了解，发现这段历史特别有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都有独到的贡献。我要动笔写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感到担心，说你把女真人当主角，汉人接受得了吗？我就告诉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像东胡、匈奴、柔然、丁零、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都已经消亡了，但他们的历史没有消失，他们拥有一个伟大的名字：中华。这就是我写的主题。从2005年到今年，我花了14年时间构思和写作这部作品。2012年我在深入调查之后7年才开始动笔，尔后又写了7年。写《张居正》我花了10年。《大金王朝》我花了14年。我曾说，要永远在自己的心中搁一条冷板凳，你才写的出热血的文章。不要凑热闹，现在文坛浮躁，有些人喜欢凑热闹，生怕被人遗忘。其实当一个作家被人遗忘是一个好事，他可以远离是非，远离名利，来写自己认为值得写的大中华的历史。所以，在文学写作方面，你要孤独地在文学的路上行走，这是一个人的长征。
我常想，讴歌时代是我们的任务，扎根大地是我们的方法，贴近人民是我们的要求，如果说这些都做到了以后，惟一的方法就是时间。千万不可浮躁，千万不可急躁。因为写作一部大的作品，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摸索、探讨、研究。写民族的史诗没有办法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见到那些历史上弄不懂的事情就一笔带过，这样写出来自然没有质感，也不会让人家看到你所写的这一段历史的真实，历史不是打情骂俏，也不是打架斗殴，而是金戈铁马，所有的事件背后都有一个历史的主线，那就是中华民族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我们的今天来之不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说，现在一些作品还存在调侃崇高、扭曲历史、丑化人民群众英雄人物的现象，这个在历史题材的领域会常见一些。而5年之后，这样的情况是有改善的。比如刚刚过去的国庆大典，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呼唤英雄，歌颂英雄，要培植英雄的土壤。习近平总书记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正在乌兰巴托，因为我要写下一部作品，我在那里考察生活。我在电视机前看了以后，心头一热，英雄永远是时代的脊梁。可是我们曾经那么长的时间认为当英雄搞笑，认为当英雄是一种对个人生活的不尊重，甚至出现了关于文学的各种奇谈怪论，以丑为美，以扭曲为写作的追求，我不否认这也可能写出好作品来，但我认为一个民族的正脉、一个民族的正气，一定要在文学中体现。我们在塑造英雄的时候，文学家尤其不能缺席。我们不能把黄钟大吕之声全部交给政治家，我们文学家也要承担。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这5年一直在写作，很少在文坛上走动。但我感觉文学界把写大作品、写弘扬正气的作品作为一种鼓励和引导，这是一个好的转变。风气要传递到作品中去，可能没那么快，但是有引导比没有引导要好，因为所有的风气都是从引导开始的。而且，文坛需要培植作家独立思考与写作的能力，不要圈子化，要培养作家找准写作的根脉，把握时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