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徐则臣的两个写作地标，一是成长之故乡花街，二是奋斗漂泊的异地北京（王城）。在花街和北京的对位中，徐则臣反复确认了其写作的当下性和现实关怀。花街是运河边上一条小镇的街道，这是实实在在的遗存，徐则臣以作家的敏感意识到了书写的价值：广阔的历史内容和驳杂的现实境遇在大运河这里汇聚了。

徐则臣显然知道一种单线条的叙事将会使小说单调、冗长、缺乏层次感。《北上》开篇就使用了一个特殊装置，通过一篇2014年的“考古报告”及其中发现的1900年的意大利语信件展开小说叙事。这两个时间构成小说结构的两个时间关节点。这里面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基本的物理时间，从1900年到2014年，这114年既是大运河从“停漕运”到“申遗”成功的历史，更是一部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艰难的转型史；第二，中国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价值时间”的转型，即从一种古典的东方价值时间向现代的西方价值时间的转型；第三，通过1900年和2014年的对位，这两段时间被“折叠”在一起了，所叙时间和叙述时间互为一体，互相生成。由此可看出，关于运河的叙事实际上是关于时间的叙事、关于现代性展开和生成的叙事。

小说开篇的扉页里有两段献词，一段是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之八十三，第二段是加莱亚诺的一句话：“过去的时光仍然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东西方的时间在中国近代相遇形成了两种形态，一种是同步性的，在西方的船坚炮利的“胁迫”下，物理性的同一性时间开始被推行；但同时一种错步性也伴随而生，“时间性”背后所包含的不同的价值观一直就没有被“同一化”，它倔强地保留着某种被“进步”和“现代”所淘汰的情感和观念，这恰好是小说与历史的区别，历史将服从于时间的线性叙事，而小说则重叠、回环、反复，小说要表现的是人性的混杂，而这种混杂更是一种时间性的混杂，这是《北上》所呈现出来的美学，在一种混杂的时间性中标志出人类生命本身的混杂、偶然和不可确定性，并在这种书写中推进历史叙事而不仅仅是服从或者颠覆历史叙事。

《北上》洋洋洒洒30多万字，时间跨度100多年，次第登场的人物数十位。其中，谢平遥和小波罗是两个重要的人物。在他们迥异的个性后面所象征着的文化符码，对这个符码的建码和解码，与上述的“时间性”一起，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价值核心。小波罗来自遥远的威尼斯，这个在水城长大的意大利人一心效仿其伟大的先祖马可·波罗，对遥远的东方抱有热切的期望。谢平遥，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供职于摇摇欲坠的帝国的水利部门，接受过一点西式的教育，有改革社会的抱负，但同时又在“时不我与”的喟叹中蹉跎岁月，他宛如龚自珍的一个蜕化版，在微弱的意义上象征着古老中国文人最后的生命气质。

因此，正是在对小波罗的“观看”和再次“观看”中，所谓的比较视野才得以真正的呈现。在1900年以来的历史语境中，一种惯常的思维是，东方作为静止的对象因为西方的观看而获得“重生”，这是一种典型的被萨义德定义为“东方主义”的思维。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东方不仅仅是被看，同时也在回应这种看，更重要的是，即使是作为纯粹客体的风物，也具有鲜活的能动性。

因此，北上——沿运河北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句式，当然更是行为和实践。自魏晋以降，中国文化有两种形构，一个是南下，一个是北上，这是整个中国文化内部的一种交流和互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语言、风俗、政经、历史一次次被打乱、被重组，并涅槃新生。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运河正是这一南北互动的历史性的产物。但是如果剥离了其功能性，大运河为什么还这么重要？当运河的功能性丧失后，运河又呈现了何种新的主体性？《北上》通过对大运河的溯源，再一次回应了这一现代性的难题，在古老的共同体瓦解后，大运河作为一个文化符码，至少是部分地发挥了共同体的黏合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几大家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依然可以通过运河及其相关遗物来辨识自己，同时也辨识出血缘、宗族，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建个人的内在精神生活。

由此而言，大运河发挥了一种文化种姓的新的功能。它是河流，但超越了河流；它是历史，但又丰富于历史。在现代展开和生成的过程中，中国不停确认着自己的文化主体，大运河是其中一种重要形式。《北上》以大运河为镜像，也是以大运河为方法，通过谢平遥、小波罗等多重的观察视野，最后创造性地完成了自我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