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已进入创作的收官阶段。小说中故事命运的终点位于北京城东南部的通州。为了创作《北上》，徐则臣在几年的时间里，有意识地把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断断续续走了一遍；为了保证创作中历史地理细节的精确与严谨，他决定前往通州运河再做一次实地寻访。当我们已习惯了许多作家躲进小楼闭门造车时，这种追求无一字无来历的创作态度，显得更加难得。

《北上》的创作以历史与当代两条线索展开。通州既是历史一脉中运河命运的终点，也是当代一线中故事生发的源点，其地理意义的符号性不言而喻。燃灯塔、张家湾、蛮子营、杨坨……这些至今仍是通州标志的所在，也是作品中的重要背景地。徐则臣说，故事中的北上一行在抵达通州的那天中午，离北运河的尽头不足十里时，不幸受伤的主人公小波罗辞世。同期，清政府颁布了废漕令。现实中运河的命运似乎可以在作品中找到前因，100年的历史便在不经意间嫁接在了一起。如何准确地写出100年前的运河生态和生活于此的运河人的精神状态，这种“无中生有”、由虚入实的创作，尤其考验一位写作者的功力，这便需要其找到一条进入历史的最有效的方式。写出一时一地的运河故事不难，跨越百年从南到北的“虚构”却并不容易。融入笔下的这片土地，往往是与历史、与古人产生精神关联的惟一路径。

这并不是徐则臣第一次在作品中写运河。从小生活在运河边的他，对于运河的各种历史掌故、地理民俗都不陌生。在20年的创作道路中，运河始终是徐则臣作品序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背景。从早年的《运河书》到其代表作《耶路撒冷》，运河的影子从未缺席过。在《耶路撒冷》完成之后，徐则臣便开始着手创作这部以大运河为“主角”的长篇小说。而这也是运河第一次在徐则臣的作品中完全站在了前台。徐则臣说：“这四五年里，业余时间我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沿着这条千里大水来回走，走走写写，写写走走，读了六七十本书，差不多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半吊子运河专家。”当他说《北上》写了4年时，其实《北上》已经写了20年。在他20年前写下第一篇关于运河的小说时，就已经在写《北上》了。

《北上》是在熟悉的运河水中努力寻找着一片陌生的天地。他走出当代大都会外乡人的生活，深入运河旧境及近代中国社会的肌体深处，以一条千年长河的兴衰命运写下了自己对于一段百年国史及颠沛命途的深刻洞见。全书横跨历史与当代、朝野与官民、南北中国与东西世界，格局大开大合，可以说，为近几年来已近繁荣的运河题材书写，贡献出了最具温度与力度的一次创作。

因为出版周期较短，编辑时间紧张，在收到《北上》定稿后，我们便同时推进着几个编次与校次的工作。而《北上》也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几年为单本书投入编辑力量最多的一次。除韩敬群与我作为责编之外，我们同时请多位老师共同审稿，在政治、历史、文学、民俗等多个方向上共同把关。

同时，我们将书稿分别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马勇与陈喜波。马勇对作品在历史文献细节上的规范，陈喜波作为历史地理学大家侯仁之先生的再传弟子，深谙运河人文与地理生态，对作品中的运河路线及沿线地名进行了学术上的严谨把关。“《北上》要从文学意义上经得起推敲，从史学的、地理的、文化的角度也要经得起推敲，要最大限度、最真实地保留历史和现实的细节。”

《北上》是一部运河书，更是一部知识分子立场的还乡之作。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北上》恰恰是由一条千年大河直入这个民族的遥远历史，重拾我们的来处与归路。作品的题记是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篇：“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这四句诗里有诗人面对苍生黎民之苦时的博大与悲悯，深刻契合全书内容及灵魂人物，同时与作者以知识分子立场思考历史、关注民生的角度相呼应。

2018年12月，在几个月的编校与印制工作后，《北上》终于出版问世。这里，还是想再分享《北上》里这样一处饶有趣味的细节。当谢望和摔伤后提出去运河边的一家诊所“大和堂”时，孙宴临说，“早关张了。初医生全家搬走了。”“大和堂”与初医生出自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只此一句，两部作品相遇在淮安这座运河之都、这座徐则臣的文学故乡。两段行走在水上的传奇，在时间与空间上又重新交融在了一起。《耶路撒冷》中初平阳们搬走了，不断地走向世界；《北上》则是写回归，从遥远的南方溯流北上，纵然前有险滩，道阻且长，也要看一看流过故乡的运河水，最终变成了什么模样。孙宴临说：“只有我们这样每天睁开眼就看见河流的人，才会心心念念地要找它的源头和终点。”

这一次《北上》的回归，这一次精神意义上的还乡，也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气度与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