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是路内第一次书写千年之末的19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中国场景。这里是《少年巴比伦》（2008）里30岁的路小路讲述自己前半生生涯的起点，是《花街往事》（2013）结尾的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是作者曾在《云中人》和《天使坠落在那里》（2014）中深耕过的肥厚土壤。但是《雾行者》的地平线更为广阔。”

2010年写完小说《云中人》，路内打算再写一本和它有关的小说，并宣布取名为《雾行者》。过了几年，等到他慢慢和文学界熟悉起来，有人告诉他不要先把小说名字说出来，否则会被别人“借用”，“还好，到现在也没有被用掉”。随着构想的时间越久，书中的故事线变得越发复杂，人物也越来越多，有时候，路内会听到某种召唤——故事里的人物还没有被写就已经开始和他说话了。等到这些交谈的声音慢慢变得清晰，路内觉得可以开始写这部小说了。

“人物在小说中自说自话，自主行动”

时针拨到2014年，路内刚刚写完小说《慈悲》。一般作家会在写完一部长篇之后稍微休息一下，但他喜欢“打篮球式的背靠背地写”：即写完一个长篇之后，在状态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立刻开始写下一个长篇的开头。但是当落笔去写的时候，路内发现题材非常难处理，写到后面，他感觉创作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作家个人情感的调动问题。写到最后，他的想法就是不能输给小说，如果输掉就是前功尽弃。

直到5年后，他才写完《雾行者》。

这部书是《云中人》《雾行者》《救世军》序列中的第二部，书名意为“在雾中远去的人”，指代文中的三条线索：打工青年周劭、文学青年端木云，和他们90年代末在开发区遇到的帮派“十兄弟”。据路内介绍，书名中的“雾”和“行者”都偏向意象式，两个意象拼接在一起对小说的行文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让小说的语言更偏向诗的感觉。

梁文道很喜欢这个书名，书中的两位文学青年是名副其实的雾行者，行走在中国如雾般的阶段和地带。成为文学青年本身也像在雾中迷茫地走，不知道走到哪里，其他人也不一定看得到他。他觉得，因为路内过去特殊的身份经历，让他对中国二三四线以下地区的中国青年状态非常了解。“那是一群不会马上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典型中国人。现在当我们说中国很强大，首先想到的是一线城市的青年，却不知道中国真正的大多数或者中坚力量的一群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戴锦华起先是带着某种拒斥的、陌生的和毫无期待的心态进入这本书，但书中的人物、角度抓住了她，让她读了下来，这是一种人物从严肃文学的深处召唤和吸引的感觉。戴锦华认为，路内很准确地把握到一种“间性”，每一个人物都有稳定的内在逻辑，但同时他们的生命又似乎随时处在飘浮、始终被拖拽的状态，现实的书写方式、人物登场与人物的自说自话、自主行动所带来的空虚、虚无形成一种张力，在表现中国特定时代、特定的一群人方面与小说最终完成的文体实验和形式感之间达到了宝贵的平衡。她还分享了第二次阅读时的快乐：“你会突然发现书中某一细节的有趣，或者某个人物突然灵光一现地站在你面前，有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机智，像是完全在耍我们，你会发现某一个小小圈套，和第一次阅读时的被吸引、被牵引是完全不同的经验。”

人口流动史就是一部中国现当代史

如果回望1998年到2008年，戴锦华在北京，路内在上海，梁文道在东南沿海，他们的生活轨迹恰好在三个不同的维度上。谈及这10年间对自我成长和时代变迁的感悟，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

路内认为，人口流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它改变了中国文学、改变了中国经济、改变了中国电影。改革开放以后，年轻人争相涌进经济开发区，在新的大背景下学习新的本领、管理方式，投身崭新的世界。

“思考中国的任何问题都得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上思考。”戴锦华谈到，她曾在官方统计的人口流动数字中看到，不包含打工者的家属，已经达到2.4亿人，这只是中国农民工的规模，还没有真正触及到小说中涉及的“如雾的地带”。这些年轻人为了生存、搏一个前程，主动抑或随波逐流地在中国土地上大规模地流动，令人震撼。“从‘阿Q式’的中国人到骄傲的、自豪的中国人，世界公民式的年轻一代，我们每个人的明天也是世界的明天。”

梁文道则坦言这10年间是他所经历的身份不断变换的年代。就像路内笔下的雾中地区，中国如雾年代的如雾地带，很难被命名亦很难被标明。这10年间每个人的身份在不断转变，价值观也在不断转变和调整。

“你曾经是文学青年，发生了什么”

小说以两条主线为主，一条指向打工青年周劭，另一条则是文学青年端木云。女友问过周劭一个问题：你曾经是文学青年，发生了什么。路内、戴锦华、梁文道也在生命中有过“文学青年”、“文艺青年”的时光。他们是如何踏上“文青”之路的？对文学又怀着怎样的感情？

有一次王安忆问起路内，为什么没有从事画画或者摄影，而从事了文学。路内答曰因为穷。他觉得，那时候不仅仅因为穷困，资源少，还有家庭教育的缺失等问题，导致只能自己从阅读文学作品中拼凑自己的人格和对社会的理解。他将这段经历也投射在《雾行者》的创作中，建立一个由文学作品胡乱拼凑的世界观，讲述在混乱的世界观下如何与真正的现实世界对接。此外，他还透露自己经常通过在文学叙述中否定主人公的自我，拓展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仔细阅读会发现小说中不断有矛盾和前后不搭的地方，但这是人物的前后矛盾以及自我否定。作家进行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对创作而言太重要了。”

梁文道将这部小说比喻为“1+1=3”。两条故事线如果单看可能没有特别出彩，但加起来恰恰是这部小说最大的意义。曾经很多小说对于“文学是什么”的追问大多停留在哲理化、精英化的层面，但是在路内的小说里，在讲述大量1998-2008年之间中国以及人们生活的诸多变化之后，“文学是什么”变得“血淋淋”：这是仓管员在卡车上挥洒汗水时所提的问题，也是《雾行者》最大意义所在。

戴锦华认为，如今谈小说和梦想，会与拒绝稳定安逸的富足生活联系在一起，代表着永远有一类人的生存并不只因物质丰富而满足。打工诗人许立志用生命化作诗歌，让我们思考，文学的另一个意义是什么，以及在当下文明的大转折点上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文学青年后来发生了什么，不再与文学相关，这本身可能仅仅是个体生命具有悲剧色彩的平庸故事，也或许是每一个脆弱的个人在现实面前碎裂的外在标志。“尽管我是一个电影人，尽管我视电影为生命，但是好像电影也不可能具有和文学一样丰富、庞杂和深沉的特质。文学青年是一个状态，到今天为止，如果有一段时间不看电影，我会觉得自己放假、逃学、偷懒，但是我没有办法不读小说，不读小说我就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