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现实的贫困放在历史视野下审视，是对脱贫攻坚民族大业认识上的最高站位。我的理解是，贫困是人世间的一种寒冷，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它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季节性的。也正因为如此，精准扶贫的现实是：贫困根深蒂固，而扶贫艰苦卓绝。

在新中国，甘肃的贫困和贫困的甘肃具有代表性。山大沟深、偏僻闭塞和交通不便，这些客观的存在几乎成了甘肃贫困的惟一原因。但是，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甘肃贫困的一个历史成因——巨大的历史欠账。其中，既有国家的，又有地方的。因为幅员辽阔、地理战略空间大等原因，甘肃一直是国家战略的试验场和内地得以发展繁荣的地理屏障。

人们可能不知道，在甘肃戴着“苦瘠甲天下”穷帽子的地方不仅仅只有定西。以国家级贫困县临潭为例。今年9月，在《文艺报》推荐之下，受中国作协派遣，我到中国作协的扶贫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采访脱贫攻坚。在历时45天走完了临潭的16个乡镇之后，我看到了现实中残酷的贫困，也发现了历史中贫困的踪迹。临潭的贫困既有地理位置的因素，更大的因素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人为阻碍。明洪武年间，因沐英将军驻守边关而迁移到临潭并落地生根的江淮人，历经明、清和民国，不但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因为国家性质和国力衰竭等原因而使贫困的根子更加沉重。及至后世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在历史视野之下说话，就必须尊重历史。历史都是现实的延续，而现实也在延续历史。2018年底，临潭县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中位居甘南州倒数第一和全省倒数第二，其原因就是临潭政府错过了中国发展的10年黄金期。为此，甘肃省委、甘南州在扶贫攻坚进入关键时刻一次性免掉了临潭县委书记、县长和县扶贫办主要负责人等6个人的职务。这一届政府不作为虽然已经成为临潭历史的一部分，但其给临潭政治生态造成的灾害短期之内却难以消除。自明洪武年间延续至今、曾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万人拔河”就是其间被掐断的。为了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凝聚多民族力量脱贫致富奔小康，当地有关组织年年向县政府打报告恢复拔河，但县政府年年只是研究了再研究，就是不愿也不敢付诸实施，致使一项传承了600年的多民族文化活动中断了10年之久，群众为此怨声载道。一根600年长的绳子被人为地拔断，无疑是抽了“中国拔河之乡”临潭人一根文化的筋。由此观之，临潭如果要摆脱贫困，需要在文化本根上进行扶持，而中国作协的扶贫正是找对了地方，临潭人也是等来了自己该等的人。所以，我很赞赏中国作协在临潭所坚持的扶贫理念：“文化润心，文学助力，扶志扶智”。不进行这种“点穴式扶贫”，各方社会力量在临潭援建的那些美丽的江淮风格的新农村就会成为没有人间烟火的空壳子。

历史的亏欠必须归还，但怎么归还确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必然产物，有富人就会有穷人，彻底消除贫困是不可能的，但减轻贫困程度、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却是能做到的事情。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和脱贫攻坚都是国家行动，但在这些国家战略中惟有脱贫攻坚在当下最接近甘肃的民生。国家是国与家的命运共同体，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是国与家的一次深情拥抱，体现着国家温暖和国家行动，彰显着国家情怀和国家力量。一切施政纲领只有变成行动才可能成为施政纲领。比如，“撸起袖子加油干”这句老百姓嘴头子上的话，经过总书记一强调，分量就不一样了。

对扶贫的认识深度决定着扶贫的书写高度。精准扶贫以来，我先后深入到甘肃的临夏、陇南、天水、陇东、河西和甘南进行定点扶贫或扶贫采访，对甘肃的贫困现状和扶贫工作有着一个由点到面的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不是自诩而是自信。因为一种文学初心，我的书写一直秉持在场的现实主义文学立场。在陇东，我写下了万字随笔《七月流火走庆阳》；在陇南，有我300余行备受关注的《陇南扶贫笔记》系列组诗；在天水，我又写下了万字随笔《访贫黄帝故里》和一些诗歌。而在这次临潭采访中，发现精神失落是临潭人的心结之后，在动笔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之前，我先写了一首题为《在临潭我就想撸起袖子拔河》的长诗，引起省内外临潭人的共鸣。而在最近，也许是巧合，由临潭县政法委牵头组织的一次“临潭万人拔河”民意问卷调查正在进行之中。由此，我知道了扶贫书写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和姿态。这里我想预告的是，这首诗就是随后我的报告文学的立意，其主标题就是《嗨嗨拔河兮》。

精准地讲述扶贫攻坚中发生的中国故事是作家们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扶贫是一次初心再现，文学是一种良心事业，而与之匹配的直击人心的现实主义文学则代表着一种天地良心。人民如果赐予我们一种“扶贫文学”的话，它应该是一种深于贫困而又高于扶贫的有向度有温度的精神坐标和温度计。

（此文为作者在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上的发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