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陈丽伟结合他在天津开发区工作生活的经历，写下一系列描绘开发区建设发展图景、记录开发区人心态变迁的厚重作品，并以“新经济文学”定义这类写作，同时为其进行理论建构。在他撰写的《中国新经济文学概论》中，陈丽伟为这一文学样态作出定义：“所谓新经济文学，即是在中国新经济形势下，主要以开放地带的新经济生活背景为素材，塑造典型的新经济生活环境、新经济人物及情感的文学作品。偏重于改革开放后，新经济范畴内的创作题材，并涵盖几乎所有文学载体。”他从新经济文学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人物心理特征的变异、情感类型等角度入手，解析新经济文学的发展脉络、美学特质和发展前景，开拓出一片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全新论域。

可以说，新经济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对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进程的一种文学回应与文化反思。在当代社会中，文学与经济属于不同的领域，然而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文学写作内容受到市场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学也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促进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可以预测，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快速发展，文学与经济的互动会愈发活跃，我们如果要为未来的文学发展进行预测，就必须把新经济文学纳入考量的范畴。

改革开放至今已40年，虽然在这期间反映经济建设和改革成果的作品蔚为可观，不过研究者多将“经济文学”之“经济”定位在“题材”与“背景”的向度上，较少有人从经济文学所凝聚的现代意识角度进行考量。如果对与“新经济文学”相关的概念进行知识考古，会发现早在1984年，耕荒就提出了“新经济革命文学”的概念。彼时的“新经济革命文学”是对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复苏和商业活跃现实的一种理论回应，所涉及的主要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不过深究其里，会发现论家依然是从“现实主义”题材的角度审视这类新作，强调作品的改革者精神和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技法，因此仍然是“改革文学”的另一种命名方式。相较而言，陈丽伟的新经济文学命名并非来自对某部作品的回应，而是建构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纵向历史中，形成线性的脉络观照。从《乔厂长上任记》到深圳的打工文学，再到以他本人为代表的写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区人》等作品，陈丽伟串联起新经济文学在不同历史发展点之间的线索，并从学理上对其进行了系统串联，特别是突破了传统题材论的狭窄认知模式，赋予这类文学样态以新的解读，形成专属其身的理论特质。

实际上，伴随着新世纪资讯科技、交通科技、商业文化的迅猛发展，立足于“新”的经济文学首先应该超越题材或背景的限制，它不是一种受限于题材的“次文类”，其本质是经济社会的现代生存经验。深入陈丽伟的视域，可见他对新经济文学的理解乃是建构在一种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他意识到经济文学与时代意识和当代经验的紧密联系，回归新世纪文学产生的文学场域和历史语境，尤其是经济空间作为新世纪文学生存空间所起的作用，这也是今天文学研究无法规避的话题。从理论研究和文学写作的双重角度，陈丽伟强化了文学与经济文化语境的联系，敏锐地捕捉到由经济创新所带来的审美观念变化，从而探索出一条与新时代的语境相契合相律动的文学之路。

从创作的角度观察新经济文学样态，能够发现新世纪以来诸多作家的经济文学书写开始不断向文化、生存以及语言敞开，他们关注消费主义经济背景下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思维空间，注重商业体验和物欲经验的表达。由此，经济与文学之间表现出一种相互印证、相互复现的转喻关系，即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着我们周边的物质景观，同时也使作家的审美趣味和美感标准发生变化，经济文化形态的变迁影响了作家的时空感受、欲望感受、消费感受，反过来促使他们将全新的经济生活体验融入文学实验，从文学的角度抒写他们眼中的消费世界。

既然消费经济已经成为今天作家生活的整体背景，那么可以说所有作家的写作都要与这个时代发生联系，因此新经济文学必然是一种需要深切介入现实的文学，它既是对新时期以来文学与经济动态关系的一种理性爬梳和系统总结，还肩负着启发未来文学创作的使命。对于新经济文学如何写，怎样写，如何在现实与美学之间维系平衡，就成为我们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新经济文学的建构提供一些思路，例如，新经济文学描述的焦点是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其抒写主体应该聚焦在“人”身上，新经济文学要形成稳定的文学和文化象征，惟一方法只有紧紧抓住表现“人性”这一主线，展示“经济与人”无限的丰富性与悖论性，而非停留在时代外在或者局部描述的层面。其次，经济时代的文学具备了商品的属性，文学一方面需要适应资本的发展逻辑，但同时也应坚守自己的底线，不能完全逢迎消费社会环境和人们的欲望。归根结底，文学对经济时代和人生的抒写依然需要指涉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作家在对这一时代的审美主题进行消化与思索之后，应该形成一定的担当精神和超越意识，进而沉淀出相对稳定的艺术主题，并通过文学作品中的正能量特别是道德观念影响经济生活，为新时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保障经济的建设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协调，避免或减少经济上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这或许才是未来新经济文学发展的支撑点和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