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作家陈德民长篇新作《红杉树下》新近频获好评，令我心生温暖，原因在于作者是我相识35年的朋友，且这部作品所写的题材我很熟悉。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我调回故乡文联工作，因为文学的缘分，不久即结识了陈德民。当时他与我一样，正值韶华，怀揣梦想，与同道在中国东部一座沿海城市创建了一个文学社团。他是骨干之一，发表观点时目光炯炯，谈论见解时掷地有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知青文学”题材的突破

“知青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在当代有清晰的脉络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史铁生的《我遥远的清平湾》等。在一定意义上，它们甚至造成了某种思维范式，即痛苦与反思。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当。但是，如果这成了“知青文学”惟一的维度或尺度，那就值得商榷。陈德民的《红杉树下》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于习见的“知青文学”趋同的文学现象构成了突破。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郑东杰和文澜，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代胸怀大志的中学生，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来到苏北农村，自觉磨砺意志，吃百姓都在吃的苦，做农民都在做的活；并且在艰难困苦中不坠青云之志，躬耕田垄，改造山河，“为农献策”，在农村发挥了“知识青年”的积极作用。

郑东杰曾对女儿文晓彤说：“在插队期间，要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主要就是学习了他们的勤劳、质朴的为人之本。但更多的是我们奉献了青春、才华和智慧。三队因为我们的到来，改进生产工具，提高了劳动效率，扩大了小麦种植面积，产量明显增长……”这也是一种真实，而且可能是更加普遍的真实。这样的真实，如果始终在文学表现领域里被屏蔽，则有可能造成文学对于历史表达的缺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那些挺过了峥嵘岁月的艰困的人，如意志坚定的主人公郑东杰，即使社会施加在自己身上很多不公，包括“被罢课”“被下放”“被下岗”……却依然认为“人总要活得坚强一些，人生才有意义”。正是这样的人，才会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投身商海”成为“弄潮儿”，并不忘初心，投入亿元巨资在当年插队的山村全方位进行新农村建设，以实现小说主人公当初的共同愿望和人生价值，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这里面有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强者恒强。在我的理解与认知中，作者从故乡出发进入都市创建书局的心路历程，与郑东杰基本暗合。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会在《红杉树下》的扉页上题写巴尔扎克那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他在作品中对于“知青”一代“民族秘史”的编码，选择的正是郑东杰与文澜这样的代表性人物。

塑造了具有文学新意的“知青”形象

通读作品可以认定，男女主人公郑东杰与文澜虽然承担了一代“知青”的“秘史”编码任务，但作家无意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明。恰恰相反，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热血青年，也有七情六欲，也会在“夏收夏种的紧要关头”让“烦恼缠身”，也会欠下“青春孽债”……陈德民写“知青”、写他们的父母、写农民、写公社与大队、生产队干部，甚至写一个公安助理，都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把他观察到的、体验到的、思考和理解到的人物，按照符合时代与社会制约的深度来写，以体现出他们的性格特征，特别是他们的“时代局限性”。这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大礼敬。我们尊重它，因为如果作家笔下塑造的人物超越了“时代局限性”，那他塑造的一定不是人，而是神。有“时代局限性”的人，才是真实可信的文学形象。

事实上，《红杉树下》令人深思的地方还在于，它所揭示的郑东杰与文澜所表征的一代”知青”的悲欢离合，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陈德民至少为读者安排了三个观察与思考的维度：一是变化中的时代形成的社会机理所致，如郑东杰回城后四个月，文澜因父母平反也得以回城；二是缘于人性复杂的渊薮构成的诱因，如文澜在郑东杰回城后，“在东山大队接连遭受工作、情感和精神的多重打击，万念俱灰”，误以为郑东杰“回城变心了”；而郑东杰知道文澜回城后曾“无数次找她，她就是不见”，便误以为文澜“父母落实政策后，她或她的家人眼光高了，瞧不起我这个普通工人的儿子了”。所幸，郑东杰真心忏悔，尽力弥补，用令人感喟的“十年寻子”，用35年执著的“初心依然”，获得了文澜最终的原谅，得以重逢。这里，陈德民又引入了第三个维度，即生活的偶然性——天不遂愿，癌症已经让女主人公“病骨支离”，进入了弥留状态。看到郑东杰能够送文澜最后一程，我们的内心无法不被这样的生离死别触动，并瞬间泪目。

在叙事方法和时空技巧处理上饱含匠心

江苏人民出版社在推荐这部长篇小说时指出：该书“在知青文学的主题、人物与写法上实现了新的突破”。有理由相信，这种突破最典型的表现特征，是将“现在进行时”与“过去完成时”相互穿插交织以构成互文的写法。《红杉树下》将35年后郑东杰与女儿文晓彤的相见和回忆的两段时空进行交错叙述，“现在进行时”以楷体字号排版，“过去完成时”以“情景再现”的黑体字提示。这样的时空构置，不仅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形成清醒的理性认知，获得接受心理的“离间效果”暗示，还可以将两代人的不同价值观念进行交流和碰撞，并最终获得理解，“此时，文晓彤对面前这个执著的父亲已经由开始的陌生、费解，到渐渐地从心底里产生了崇敬、钦佩之情。”特别是，将郑东杰的忏悔与反思放到“现在进行时”，显现出他的价值判断的理性与历史积淀的厚度，如他主动对女儿文晓彤说起的“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生活的清贫难熬，让我们这些刚从城里来的年轻人立志要改变旧山河的雄心壮志经历着严峻的考验”，这使得男主人公身上，体现出一种精神境界的高度来。

当然，《红杉树下》在叙述艺术上的匠心，远非上述文字所能概括。作者陈德民不仅叙述语言朴素流畅，引入方言时注意注释，释放了地方语汇的魅力；还时常引入当地的一些民歌，以增加作品的民俗色彩和生活厚度。如“海州大调”中所唱的“你心中有我呀，我心中有你。阿哥阿妹最多情呀，像火焰一样热烈。地上挖块泥，捏个你，捏个我，再将咱俩合一起。呀咿呀嘚咿……”既传递了彼时彼地男女主人公的心情，更由于民歌本身的形象生动和内涵的美，令人读后回味良久，十分难忘。特别是作品在追溯激情岁月中的青春往事时，透析了变革年代中的风雨人生，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塑造了郑东杰、文澜、弹棉匠、章艳、刘学卿、马支书、戚卫红、李晓斌、许明松、徐叶青、赵刚、陈永生、老秦、老彭等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使《红杉树下》必然成为中国当代“知青文学”题材长篇小说中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