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师，李迪的为人，李迪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创作态度，一直是我的榜样。能够尊他为师，像他那样对待生活，对待创作，对待读者，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作为战友，我们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又有着同守一方国土的荣耀，彼此知根知底，相敬相助。所以我非常认同铁凝主席的评价，李迪的确是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著名作家。
我和李迪是上世纪60年代末从北京奔赴云南西双版纳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70年代初又分别从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应征入伍，他去了原14军某师，我在当地边防部队；他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而我开启了军事新闻的生涯。
那时，我们虽然不在一个部队，但李迪的名气随着他多产的作品越来越大，越传越远，成为我以及当年许多部队新闻干事非常尊崇的人物。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兵之前李迪在生产兵团的境遇很不好，由于说了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的话，被搞极左的人抓住了把柄。但是渴望延揽人才的部队发现了他的作品，顶着政治压力悄悄把他招入部队，保护起来。当年李迪的班长后来成长为将军，他曾经跟我打趣说：李迪这小子，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兵，但是他正直、聪明、有思想、有才华，是个难得的人才。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李迪的军旅生涯过得很开心，很充实，为部队的文化建设尽心尽力，也格外勤奋，所以他出手便是高起点，写了很多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包括1980年在《解放军报》连载的中篇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那是军报的长征副刊第一次以连载的形式刊载小说，前后20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报纸只有四个版，能够每天拿出几千字刊载文艺作品，军报也算开创了先例。
李迪的文学道路起步于他的兵之初。在大量创作军旅题材文学作品的同时，人民军队的诸多优良传统也在潜移默化地滋养着他，培育了他忠诚、勇敢、刚强、务实，甚至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军人品格，铸牢了他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生追求的思想根基。我觉得，尽管李迪后来的创作题材越来越广，成就越来越大，但他的文学道路的第一桶金是在部队掘到的。解析这些年他广受赞誉的许多作品，都可以从这桶金中找到积淀。
比如，李迪的真情写作是在部队孕育的。
李迪对部队感情很深，终身以自己是军中一员而自豪。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年是身在部队写部队，从战士起就在军报发表小说散文，离开部队几十年以后，还是一见军营就心跳，逮住机会就往部队跑。凡是军报的约稿，他从不推诿。2013年，军报长征副刊开设“士兵面孔”专栏，因为赞赏李迪的文章风格，所以想请他写一篇文章作为范文，为文学作品更好地贴近官兵做个示范。李迪爽快地答应了，很快就跑到原济南军区一个处在深山沟里的弹药仓库，在那儿住下来，和基层官兵交上朋友，写出讴歌这些默默无闻官兵的报告文学《樱桃沟里樱桃红》，在军报发了一个整版的报告文学，广受好评，还获得了当年《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后来，他写过一篇创作谈，其中就讲到这次深入生活发现的一个细节：当时仓库里有一个老兵，因为家庭等原因想退伍回乡，和家人团聚。上级同意后，他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准备把栽在花盆里的一株花带走，没想到却搬不动，仔细一看，花根已经穿过花盆底部的窟窿，深深地扎到大山的泥土里。这个老兵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连一株娇嫩的小花都能在这儿扎根，何况我一个男子汉！老兵当即撤回申请，留在部队继续艰苦奋斗，不走了。李迪之所以对这件事很感慨，我想他也是以此自喻自警吧。
李迪的创作活力源于他对国家、对人民、对军队、对生活的热爱，而他投入真情的写作，则是他创作的一大特点。从确定采写对象开始，他便将感情投入进去，和人家一起哭，一起笑，对人家的事比对自己的事还上心；写作中，更是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暗自伤神，任泪水滴落在键盘上。这种状态，在他创作《花自飘零》和《丹东看守所的故事》等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当记者的总爱说，置身其中，跳出事外，强调的是客观冷静对于判断力的重要。李迪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全情融入中体验思索，判断是非，该褒该贬，爱憎分明。
再如，李迪的平民意识也是在部队形成的。
李迪是干部子弟，又是在北京名校师大附中上学，而他当兵的那个年代，部队里面多是云贵川一带的农村兵，且家境普遍比较贫寒，和这些同志结为同甘共苦的战友，李迪的身上早就没有了优越感、纨绔气。再加上新兵入伍的第一课就是大讲人民军队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人民至上的意识便植入了他的基因。
李迪离开部队以后，又陆续创作了大量作品，题材涉及公安、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人员包括工人、农民、警察、职员、加油员、打工者等不同的人群，但几乎无一例外写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他扎根人民，体察民情，掘生活深井，汲源头活水，关注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记录当代中国大变革中小人物的命运，非常难能可贵。
我搞了一辈子新闻，常以把新闻事件或者新闻人物报道出去为满足，而李迪的工作常态，却是在看似没有新闻的地方挖出新闻事件，写出新闻人物，为创造这个大时代的小人物树碑立传，令人感佩。
再如，李迪的家国情怀也是在部队生发的。
一日从军，终身许国。李迪当过某师宣传队的创作员，在上世纪70年代“准备打仗”的氛围中，创作过一些激励官兵保家卫国反侵略的对口词、快板书等节目，想必自己也从中受到感染，青春的热血曾经沸腾。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家国情怀从幼稚到深沉，没想到最后竟以一部作品成就了报国的志向。
《永和人家的故事》和《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是李迪一生中最后两部作品。这两本书写的都是国家扶贫攻坚的重点题材，他的倾情投入就像士兵坚守阵地或者进攻山头一样，完全可以看成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而进行的拼搏与奋斗。尤其在创作《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的时候，他不顾年大体弱，地冻天寒，一头扎进湘西的大山。积劳成疾后，仍在病榻上坚持写作，直到写完十几万字的最后一个字，果真像战士一样倒在了誓死坚守的阵地上。这个悲壮的事实刷新了我的认知，我真想大声地告诉李迪的那位老班长：“李迪不仅是个人才，而且是个好兵！”
在我的家里，至今挂着一幅珍贵的国画，那是李迪请他的战友、画家刘学伦为我画的，画面呈现的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岳母刺字。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这个故事了，但是对于我们那一代人，岳母在岳飞宽阔健壮的后背上刺下的四个字，永远振聋发聩：精忠报国！
我想，这既是李迪对我的勉励，同时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声流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