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窗捉笔，杜撰一篇小说时，其开端与结束可能都是偶然的、被动的。写作者大概唯有对中间进行部分能勉强把握住一点主动性，其余则只能听天由命。因言说一种思绪，本身乃是“倩女离魂”之学。故无论古今，最好的小说，往往还会带有一些未完成的开放性或伟大的“缺憾”。我记得早年读南朝刘义庆《幽明录》，便有一则云：硕县下有眩潭，以视之眩人眼，因以为名。傍有田陂，昔有人船行过此陂，见一死蛟在陂上，不得下。无何，见一人，长壮乌衣，立于岸侧，语行人云：“吾昨下陂，不过而死，可为报眩潭。”行人曰：“眩潭无人，云何可报？”乌衣人云：“但至潭，便大言之。”行人如其旨，须臾，潭中有号泣声。
这篇志怪只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潭中究竟是何人、什么怪物、谁在哭？刘义庆并没说，却又引来观者无限追想，并预言了某种存在的荒谬性。而且，这一则当初在某些版本中还被刻意放在了该书卷首，可以说用心良苦。当然，无论志怪还是志人，幽明玄思，在汉语古籍里多如牛毛，也并非异端故事才有的独创。正如鲁迅所言：“六朝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如《太平广记》第三百三十九卷“军井”一则，写一人用绳子下到了某大井之底去寻某死者尸首，但等拽上来时，人已痴呆了。据他说是看见了井底有“城郭井邑，人物甚众，其主曰李将军，机务鞅掌，府署甚盛”云云，然后便惊恐而逃。仓皇间，他连找到的尸首也忘了带出来。同样，寥寥几行写到此，原作者永远搁笔了。古人的意象创作多是隐喻与含蓄的典范，即：把批评的自由、思维的拓展与更多的故事可能性，都留给了并未写的那一边，留给了虚无。眩潭可以说是为“玄谈”之谐音（潭也通谭，如冯梦龙有《古今谭概》）。死蛟化身的黑衣人与对深渊的凝视，又何曾与西哲所言“凝视深渊太久则会变成深渊”之论有悖？“军井”难道不就是一座城市暴力系统的小模型吗？纵观古籍，皆可微言大义，空间设置无论渊潭、石窟、山洞、虎穴、海底还是深井等，其映照出的焦虑感，乃至恐怖感也可进入某种现代性吧。因小说凌空之幻象，本身又是一种建筑在叙事之上的智力漏洞。空间不过是观念的投影。
汉语的美学在于似曾明言，镜鉴明言，却又羞于明言。写小说也像一种不断坠落的过程。伏案太久之人，迫于文字生涯这奇特癖好的吸引，大概很多都会有这种失重感。因伟大的写作必须“脱离现实”，让文学取而代之。记得卡尔维诺便有一篇《坠落》，写一人悬浮在宇宙真空之中坠落，再坠落，不停地坠落。他虽不知会落到怎样的大地上，却亦觉得美妙非常。他只为这“不断坠落”而感到幸福。无论是如迪诺·布扎蒂用《无期徒刑》来表达有限的自由，苔菲以《断头台》来讽刺暴力系统的快乐，科塔萨尔写《魔鬼涎》（即《放大》）来表述追求真相或有与无之关系，或是冯内古特发明《时震》来预演时间的分叉等，世间以小说而入悖谬思想、反抗现实之作家不计其数，皆因他们深谙“世界只能倒着去理解，顺着去经历”的道理吧。当然，作家都是狭隘的。而这共同的狭隘与创造形式，又构成了普遍的写作景观。整个文艺都只是真实世界的棱镜而已，自有其无用之用。好的文学从不能真正批判具象的历史，只能总结个别的人性。这有些像18世纪英哲曼德维尔（BernardMandeville）用《蜜蜂的寓言》表达过的那个著名悖论，即：私人的恶德，公共的利益。作为私人产物的文学即是如此。每个作家都在追求自己最私人化的隐喻、恶、虚荣、伪善、色情、语言、叛逆与想象力，以及作品出版后带来的名利。而且大多数时候，为了编撰一种奇异的幻境和危险的思辨，还不得不用解构与叙事去完成纳博科夫所谓的“欺骗性”，以便增加阅读推动，争夺更多的思想高地，反抗生活的平庸。作家与作家之间虽然无关，但他们的全部文学，又共同铸造起了人类精神的集体大势，扩展了人性的变化领域和反逻辑的疆土。文学是我们存在的反相。唯有这反相能无限接近世界的真相。用无来判断有，用假来探索真，这恐怕是一切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的原理，可能最终也会是心学的原理。辛劳的蜜蜂们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完成了蜂房世界的主观繁荣，就像无用的“山木”与有用的“鸣雁”，也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得以个体幸存。故曼德维尔的寓言与庄子的寓言也并不矛盾。
写作有时也是一种集体（个体）无意识。花二三日写或读一篇小说，与花去一生来阅尽世间事，皆如入漆黑的迷宫。无论时长，总是要等到结束之后，才明白它们似乎是早已被设定好了的。写作之人只不过是被一种莫名的巨大激情，从背后推动着，然后不知不觉地去做了一件本来与自己无关的“私事”。当然，一本书，尤其小说，一旦独立出去，最终也不会结束于这件“私事”。写作最终还会被无限的读者化为一种对“公理”的探索。如按梁启超先生1902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所言，小说在中国甚至有着比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之于欧洲思想与生活更重要的性质，远超过文学的边界。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云云。当然，小说从“私事”而发展变为“公理”是一个漫长而又无法回避的过程，而且20世纪以后，这势头已渐渐处于颓势。这一点，无论西方文学还是中国当代都是如此。但追忆过去，小说对世界之改变，的确曾远过于今日任何媒介，包括杂志、电影、电视甚至网络。小说曾算是唯一堪称与人间社会新思潮、革命、骚乱与历史剧变同步的艺术，是从精英到普罗大众皆为之人心激变的文学。这从18、19世纪的西方到冷战前后的欧洲、印度或日本等国的文学史都能看出。中国近现代也类似，如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阿英《晚清小说史》、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其中关于民国小说与革命的梳理）、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或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与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等书中，小说的社会作用都被当作核心问题来谈，而作家个人的精神与趣味倒放在其次了。但写小说之人最初都是不自觉的，甚至只是率性而为的。一个好的小说家，其实并不在乎其作品未来会有什么社会意义。私事或公理，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写作只是为了用语言的胜利代替生活的失败，希望能移形换影，从而拯救自己在面对存在与虚无时的焦虑。仅此而已。尤其在今天，再好的小说似乎都已边缘化。写小说之人倒是可以更放松了，不以任何外界的意义束缚自己的叙述。或许这才是文学的本义，是小说之真色界，语言之观自在。也未可知。
本书收入的几十篇短札，也多是急就章，写了诸如轻功、花关索、大异密、父子、沙皇、鼻祖、飞头蛮、心猿、妖怪、逃犯、被往事之罪困扰的人或唐代诗人等，有些并无主人公的名字，只是想记录一些癖性与观念，一些只能转换为幽闲消遣的悲怆记忆。好在这些小说大都是继《鹅笼记》之后一年多来所制之新簋。说是节外生枝也罢，说是个人实验也行。我的目的就是要尽量接近虚构的究竟顶。因中国古代小说曾被叫作稗官野史，但我历来不太相信一切“历史”。清儒章学诚言“六经皆史”，但究竟什么叫历史？谁来判定真伪？写历史的人自己都不一定见过历史，靠的往往不是事实，而是当时当地之观念。文史哲也不分家。我是愿意把诸子百家、二十四史、古诗或十三经也都当作小说或志怪来读的。我相信贾宝玉之戏言有理：“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在我眼中，即便整个“四部”都可以入“说部”，是一系列被各种意识分类管理后的“观念小说”而已。况且，若按《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十家者流”之排列，小说家恰在第十家，据说“君子弗为也”。可前面那些最重要的儒道墨法等九家之学，随着近代西学东渐与帝制传统的解体，具成“干尸”。即便想加个“新”字，也是勉为其难。唯有小说家，因本来即虚构之学，故反而能千古不易，并直接转换成了现代性与世界性。这也是汉语积累的元气与幸事。毫无疑问，为了接续这元气，我的确期望自己的写作能在过去的思维冲锋与观想折叠中，再次升级，甚至摆脱一切小说传统，达到某种无序的意外（如本书最后的那篇《十翼》）。虽其中也有取自古籍的演绎故事，刁钻修辞，但说到底，一切小说都是可以横空出世的、毫无背景的残酷虚构，彻底的无。书斋坐驰，神思日行八万里，不与任何旁人相勾连。写作可以是完全“无意义的表达”。只是近现代以来，从徐振亚、喻血轮、鲁迅、郁达夫、蒋光慈、施蛰存、李劼人、废名、汪曾祺乃至刘以鬯等那几代小说家尚未有机会去做，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汉语小说之实验也始终未抵达“无意义”之究竟吧。当然，我也许写得仍很不够，或者实验已失败，且待未来再看吧。忽然想起张爱玲早期就写过一篇短札《散戏》，讲女子南宫婳，在观戏返家途中，一会看看月亮，一会想想婚姻，心绪飘浮若旧上海街头的一位最渺小的尤利西斯。最终，当她在一个玻璃窗前站了一会，“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此篇笔墨东摇西照，纷纭凌乱，似并无任何实质性内容。过去我读时，完全不理解作者到底想说什么。可后来每念及此作，却又常叹其敏感之奇绝了得。因“南宫婳的好处就在这里——她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有开口”。从文本气息而言，我的作品当然完全与张派无关。我本是个野蛮人。我最认同的写作是直觉、猛志与对规律的否定。但这本书中的短札小说，大多也是想在激荡的思绪中找到能冲决一切的某种“无意义”吧。这“无意义”是古代志怪寓言赋予我的血统，也有晚清与民国文学，乃至整个西方近现代文学云集到我身上的脾气。血统也许并不高贵，脾气也的确不好，权且集中在此作一番聋哑语、文字瘴而已。过去写《懒慢抄》时，似也有此意。至于谁在我的书中还看到了什么“真相”或暗示，我虽不会反对，但终究是不太重要的事。
长话短说：书名“恶魔师”，本义可在文中参阅，此不赘言。当然，若用“十魔军”“心猿”或“摸骨”也可以，皆是取自其中一篇之名。整理此书时，正逢春瘟肆虐，各种疾苦消息每日频传，昏天黑地。远望世间，真状若“潭中有号泣声”，却又无法说出到底是何物，只能心照不宣，并令人对庚子年的深渊望而生畏。惭愧的是吾辈懵懂于科学，无补于现世，只能足不逾户，面壁思过，唯愿山河无恙，车书万里，人与岁月雁行。在此心乱如麻的禁闭时期，作了这些胡言乱语，不知所云，还望读者诸君体谅吧。是以为序。
（摘自《恶魔师》，杨典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