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置身于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队列里，主持人下令：“全体起立，唱国歌！”大家遂张口起唇，唱出每个中国人的心声。

歌声响起，声音雄壮中又不乏悲壮。“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一首救亡之歌，这是一首杀敌之歌，这是一首牺牲之歌，这同时也是一首苦难记忆与美丽复兴之歌。

这支歌我一唱50多年。记得是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小学四年级时学会唱国歌，同时学会的还有《国际歌》。当时由于年纪小，理解能力差，两首歌的名字仅仅有一个字的不同，所以国歌和《国际歌》经常被我们这些小学生弄混。但是从音乐旋律上倒非常好区分：国歌急切紧凑，像战时动员令；《国际歌》舒缓悲壮，像大气磅礴的宣言书，“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是无奈中的乐观，遥远期盼中的坚持主义。

后来，年纪再大一点，看到赵丹先生主演的电影《聂耳》，他艺术地再现了国歌年轻作曲者的一生，把上海亭子间的革命文艺青年的时代风采也重新演绎。这虽然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可对于50年代出生的我辈而言，仍然显得遥不可及。我们把《聂耳》这部电影与小说《红岩》《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乃至《小兵张嘎》都视为一类影片，但观赏性最强的我认为还是《小兵张嘎》，《聂耳》要稍稍排后一点。再后来是特殊的一个年代，“文艺黑线”的罪名如巨蟒般吞噬掉一切历史。聂耳虽因早逝而幸免，可词作者田汉却不能脱开干系，他被称为“二流堂堂主”、“四条汉子”之一，受尽了人间的屈辱。

国歌的故事其实没有完，因为我记得在小学学唱国歌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很顽皮地让我们每个人用一粒大的算盘上的珠子，珠子上蒙着一片薄膜，然后用口腔吹出国歌的声音，这还形成了我们班上的一个节目。用算盘珠和一片薄膜可以做为特殊的乐器，这种乐器估计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算盘珠子的孔成为音箱，孩子们通红的唇奏出国歌的旋律，呜呜咽咽，紧张急促，还真有点军号的味道。

后来我参军入伍到遥远的云南边疆，成为一个业余诗歌的爱好者和写作者。我记得在70年代中期，我们这些稍微能舞文弄墨的穿军装的文化人在师里被集中起来，要进行一项神圣而庄严的工作——修改国歌。我相信当时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而肯定不只我一支部队的文化人参加，但是很遗憾也很惭愧地说，我们枯坐半月，反复撰写新词，但田汉的才华无法遮掩，国歌的词注定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无法超越，也不可能修改。这就像一场场战斗，一次次冲锋搏杀，勇士们用生命和鲜血筑起了民族的长城，这一块一块的砖是他们的血肉和生命，是和平年代任何的词汇都替换和置换不了的。但我仍然为那次对国歌的试图修改而感到遗憾，虽然我一事无成，虽然我和很多文化人都徒劳地进行了这种尝试。

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唱起国歌的那一刹那，在无数次会议上大家昂首挺胸唱起国歌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小小的改变。若干年前，这种仪式性的场合常常是大家全体起立，奏国歌。奏国歌意味着在场者肃立静听，但是后来变了，变成全体起立，唱国歌。虽然是一个字的改变，但是有洪大的声音在会场响起，有战斗的旋律在上空盘旋。所以当我放声高唱国歌的时候，我感到我回到了小学四年级学唱国歌的那个岁月。也许现在中国的孩子们学唱国歌的年龄要早于当年的我们，我觉得唱国歌越早越好，国歌和它对应的是国土，是界碑。我记得有一年，在中越边境上，广西一所界河边的小学，我和一群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然后用界河的水冲洗着庄严的界碑。我对那些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虽然是边疆的孩子，但是我依然羡慕你们，因为在你们的生命中，甚至生命最早的时刻，你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国界’，什么叫‘界碑’，这样会使你们更深刻地理解国歌，你们理解的深度肯定远远深于你们同龄的内地小朋友们。”所以我很羡慕他们。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的人，面对国旗唱起一支雄壮又不乏悲壮的国歌时，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你会升起一种作为一个在新中国诞生的人的自豪，因为为了这片国土、这个国家，有无数我们的先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所以我们的国歌是一支民族的战歌，为了中国的伟大复兴，这支歌我们要响亮地、持久地唱下去！从今天唱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