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会想起查尼皮那间茅屋中的马灯，想起那些擦拭和点亮过它的年轻人，想起他们那血与火般不灭的青春。
查尼皮，是深藏在云南蒙自芷村的一个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它静谧地躺在一片如墨的绿荫里，如果不是刻意提醒，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小村庄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在云南，这样的村庄比比皆是。而身为云南的共产党员，却几乎无人不晓这个革命圣地，因为在查尼皮，有一间乡间常见的茅屋，那是中共云南“一大”会议的遗址，它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为云南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在这间茅屋里，曾经有17个共产党员代表满腔热血地冒着生命危险汇聚在一起，共同商讨如何撕开黑暗社会的巨大天幕。那是1928年10月13日夜晚，茅屋里的火塘烧得很旺，把夜色的冰凉挡在了屋外，一双年轻的手点亮了马灯，一群年轻人围着木桌，肃穆地站起来，屋里响起了一阵低沉而雄浑的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17个年轻人肃立在火塘周围，正式召开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省特委委员、迤南区委部分委员，蒙自、石屏、马关、昆明、易门以及铁路、矿山的代表，指定的工运和共青团代表，还有中共中央派回云南负责军运工作的张舫。代表中包括工人、农民、教师、学生等共17人。会议在省特委委员吴澄的主持下选举产生了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包括《云南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组织任务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等。从此，党在云南开始茁壮成长，把风雨飘摇的云南贫苦人民和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我不止一次到过查尼皮，这是一个苗、彝、汉三个民族杂居的小山寨，距离碧色寨不远。碧色寨是滇越铁路与个（旧）碧（色寨）石（石屏）铁路的交汇处，20世纪20年代，这里是两条铁路上最繁忙最热闹的特级火车站，也是铁路工人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时有近2000名工人从事铁路搬运等工作。云南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就是以查尼皮为据点，以碧色寨为依托开展地下工作的。查尼皮的地理位置既隐秘又便于向外流动——站在村后的山坡上，能清楚地看见从四方山路上来的人，而来人即便走到距离村子几十米近，仍难以看到村里的房屋。地理优势让它成为早期云南共产党人的活动中心和云南“一大”会址的优选之地。
每次站在那间茅草屋外举起右拳，面对党旗宣誓，我的心情都会莫名激动，感慨万千。因为在去查尼皮之前，我就深挖过查尼皮的历史，那些曾经围坐在查尼皮火塘边的年轻的共产党人不止一次震撼过我的心灵。
还记得那是2012年，我刚出版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情殇》，正准备谋划第二部作品的创作，正愁没有好题材。恰好那段时间红河作家王必昆写了一本纪实报告文学《云岭红墙》，记录的便是查尼皮的那群年轻人。我找到王必昆，向他讨来一本书，一篇接一篇地把他们的故事读完，心中涌起了无限的创作冲动，很想为这群年轻人写一部小说，把他们那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融进我的小说里，让那红色血液成为我作品的生命。随后，我开始翻阅云南党史，又读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基本理清了中共云南党史的发展历程。那段时间，只要我闭上眼睛，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就会朝我涌来：王德三、吴澄、李国柱、李鑫、杜涛、戴德明、张舫……他们几乎都在中共云南“一大”会议召开之后的半年到两年间，被叛徒出卖而牺牲。那些朝气蓬勃的生命还未看到革命胜利的曙光便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不禁令人黯然神伤。令我敬佩的是，他们明知自己身临危境，却仍义无反顾地为了信仰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历史的年轮简洁地记录着他们的事迹：
1926年2月，李国柱成为在云南省内入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6年11月7日，李鑫、吴澄、周霄、杨静珊在昆明市平政街节孝巷24号（今55号）召开云南省第一次党员会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8年1月，云南地方实力派紧跟蒋介石的反共步伐，在省内加大对共产党组织的镇压，杀害了共产党员赵琴仙、陈祖武、罗彩三人。昆明地区的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全部被破坏，云南党组织遭到了严重挫折。
1928年2月，中共云南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之后被中央指定为云南党代表到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返回云南主持召开代表会议。
1928年4月，云南省临委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由赵祚传、吴少默、吴澄三人组成云南特别委员会，行使省监委职权，赵祚传任书记。
1928年9月，赵祚传在回乡筹办革命经费回昆的途中被捕后遭敌人杀害，年仅26岁。
1928年10月13日，中共云南省“一大”召开。出席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17人，其中陈庭羲（陈庭禧）、吴缉熙（吴少默）、吴澄、陈家铣、杜涛、杨达经（杨立人）、张舫等7位代表已为世人所知，其他10位代表姓名多年来没有搞清楚，经过党史部门考证研究，现已确认，他们是：李鑫、李静安（李国定）、马照（马逸飞）、武焕章（小武）、杨东明、浦光宗、刘玉瑞（刘执之）、刘林元、黄洛峰（黄凯）、戴德明。
1929年5月2日，杜涛牺牲，年仅28岁。
1929年5月16日，李鑫牺牲，年仅32岁，一同牺牲的战友还有戴德明（不满20岁）、杨逢春（24岁）、巨柏年（24岁）。
1930年7月26日，张舫牺牲，年仅32岁。
1930年12月31日，王德三（32岁）和李国柱（24岁）、吴澄（30岁）夫妇牺牲。
1935年9月，原中共特科在上海的党组织派李浩然到云南，与云南地下党员费炳一起发展党员。11月，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经过了整整5年的时间才恢复了重建。
从1926年2月李国柱成为云南第一个共产党员开始，到1930年12月31日他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近5年的时间里，云南地下党从无到有，从弱小发展到壮大，不但建立了学堂、农会、工会，还先后开展了阿加邑秋收起义、个碧铁路全线员工罢工斗争、个旧锡务公司罢工斗争、小东山游击队消灭麦冲地霸武装、马关八寨起义、陆良起义……
若非叛徒的出卖，那群在查尼皮点亮马灯的年轻人很有可能会迎来革命的曙光，云南也许不会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被解放了。
如果不是真实地了解过那段历史，便不会敬畏英雄。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若非拥有崇高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在反动政府清党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隐退，在昆明的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放弃，可是他们没有，而是把党的阵地转移到了以蒙自为中心的滇南，沿着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及个旧锡矿，把革命的火种播撒。
了解得越多，那群年轻人对我而言，便不再是挂在墙上的遗照，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追求与信仰的人，我深深为他们的陨落而心痛。在我尝试从史料中寻找到一星半点他们的生活轨迹的时候，却翻到了令我无以承受的一幕：在王必昆写的《云岭红墙》中有这样一段记录：“被反动政府 ‘清共’后断绝了经费来源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广大党员可谓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不是冬天却已雪上加霜，其艰难程度叫人难以置信。省临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诉说：‘同志们的手表、金水笔都卖尽了，被盖、垫单甚至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去当卖，但是能维持得多少时候？有时候工作不能停止，饿一两天不能吃饭，甚至两个人只剩一条裤子，一人出去工作，一人躲在家里。……吃稀饭、吃白薯充饥，这是常有的现象。’”身为省特委书记的赵祚传，为了筹集党的活动经费，顺利召开中共云南“一大”会议，于1928年6月拖着病体从昆明步行300多公里回家乡大姚，劝说父母第三次变卖家产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不幸的是，他在返回昆明时被捕入狱，翌年3月，这个人称“大户人家贵公子，革命军中马前卒”的赵书记在大姚被杀害。
身为教书先生的李鑫，原本生得斯文，十分英俊，为了深入到个旧锡矿，发动矿工运动，他到农村去给农户干活，赤脚挑水上山、挑柴下山，愣是把一双书生手脚磨得满是老茧、粗糙厚实。王必昆写道：“这还不够，又常常赤身暴晒，将全身皮肤晒黑晒脱皮，再用炭灰、河沙擦身，使原本白皙的皮肤变得黝黑粗糙。加上胡子拉碴的面容，破旧的衣裳，农民的口语，李鑫成功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形象，就连原先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认不出他来。”脱胎换骨之后，他成功扮成一个砂丁，和矿工们一起干超体力的牛马活计，吃掺着砂子、石子、鼠屎子的“三子饭”，成功发动了个旧锡矿矿工要求加薪和改善生活的罢工运动。就在他酝酿争取矿工8小时工作制的罢工斗争，还准备发动一次工人暴动时，因一位技术工人喝醉后泄漏了机密，李鑫、戴德明、杨逢春三人被捕，1929年5月16日，在蒙自西门外石墙子英勇就义。该是怎样的能量能让一个爱美的年轻人拥有了将自己从年轻帅气变成饱经风霜的老头的勇气呢？我想，除了信仰的力量，别无他物。
中共云南第一任临委书记王德三牺牲时，他年迈的父亲从祥云县赶来，用一辆牛车把自己儿子的遗体拖回家。而这一年，他失去的还有自己的大儿子王复生，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曾在陕西、云南、东北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30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于齐齐哈尔。牺牲前夕，王德三给亲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父亲：当儿昨夜想到写信给父亲和儿媳的时候，禁不住流下泪来了。儿自受难到昨天，都是很解脱很达观的。你的儿子是世上最刚强、最有志气的人，他只知道人类、只知道社会，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气。不独你的儿子自己相信，人们都把他看待成一个有志节有能为的人物。但是，父亲，人们只知道儿是个钢铁一般的硬汉，他们哪里晓得儿是一个最富感情、最柔肠的小孩子！
父亲：儿的思想信仰，完全与父亲不同，但是儿愿曲意解释，来宽慰父亲。其实任何道理都是相对的，都具有时间和环境的条件。父亲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形成了父亲的思想和信仰。儿虽曲意解释，均出于至性至情。只是用婉曲的话，把意思写给父亲。”
他“婉曲”地向父亲解释道：“我们家里从来都穷，但穷不会穷死人，以后也不必积钱，只要教育子女，让他们去充分发展个性，不要过于爱惜他。像父亲对儿辈这样，就是培养人才最好的方法。把他送到社会上去，让他在艰难困苦中，在各层的社会中去增加阅历，求得知识，培养勇敢冒险的精神。艰难困苦不会磨折死人。孟夫子说得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动心忍性，增其所不能。’这是很好的教育原理。不过应该要处处提高他的自动自觉的精神。儿辈弟兄三人，就是在父亲这种教育精神中培养出来的。”最后，他写道：“父亲：儿自信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类的事。儿非病死短命，是被人压迫去成仁就义。古人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儿已处此境地，如果要偷生苟活，那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那时你的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人世上，天下人听见云南人就要骂王懋廷是无耻的人;云南人提着王字，就要指着祥云县说些不好听的话!儿现在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
我不知道王德三身为教书先生的父亲是怀着怎样剧痛的心情读完儿子的这封信，然后沉默地把他的遗体拉回去，又一捧一捧地捧着黄泥把他埋葬的。我多么希望，王德三在信中说的“儿自信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类的事”能够抚慰他那颗沧桑的心。然而生为父母，没有一个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把身子献给人类，他只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活着，活得越久越好。可惜他的儿子生逢乱世，带着崇高的理想把死别之痛赋予了亲人。
云南第一个共产党员李国柱和其夫人吴澄，他们因为共同的信仰结为夫妻。在中共云南党史上，吴澄无疑是浓重的一笔，她如同一只美丽的精灵，曾化身学生、少数民族女子和普通家庭妇女，在昆明和蒙自、城市与乡村之间自如地穿梭行进，蒙自的小东山、倮倮寨、查尼皮等地方以及文山的一些村寨，都留下了她革命的足迹。1930年10月24日，因叛徒出卖，李国柱、吴澄同时在昆明被捕，12月31日与王德三、张经辰同时被枪杀于昆明北郊。同时遇难的，还有吴澄腹中已孕育数月的小生命。“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溅，把全世界来涂染遍！”这是李国柱和吴澄这对革命伉俪生前表达的豪言壮语，是革命先烈站立的诗句。在触摸吴澄的史料时，我不止一次想起了重庆的江姐……
原本雄心勃勃要以他们的事迹创作小说的我，颓然放下了手中的笔，因为我担心自己的笔下无法铸就如此崇高的灵魂，我不知道自己还需要多少磨砺，才能还原历史的冰山一角。
6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努力地去了解20世纪20年代在查尼皮点亮马灯的年轻人，每一次触摸都如同再一次重新认识他们。我知道，尽管我对他们情感的把握不是那么准确，但也许，我应该拿起手中的笔，写下那些震撼心灵的故事，不论徒劳与否，因为那盏马灯照亮的是希望，而那希望至今仍然闪闪发光。
我想，那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