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是中国文学主要的书写对象。孔子“煽动”弟子们读诗，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认识鸟兽草木的名字，竟是跟事父、事君一样重要的大事。久而久之，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深植着一株《论语》里的松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诗经》里的绿竹也在召唤着我们进行人格的自我砥砺和完成：“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屈原没有夫子的理论眼光，只是本能地、一根筋地沉迷于香花异草的海洋，真是沉迷啊，以至于人、花不辨，人原本就是花魂，花无非就是人魄。正是这一种人、花合一的“谵妄”，造就了一位高冷、艳异，好像自带烟熏效果的美大叔，他的命运也就只能像一朵最美好的花，怒放，接着就是枯萎。到了司马相如的“上林苑”，草木在各种闻所未闻的，生僻、繁复到高贵的名目之下向我们涌来。

诡谲的是，越是说草木，草木就越发地被人格化，草木本身倒是不在的，它们被删除了。比如，“岁寒三友”必须是寒的，“岁朝清供”只能是清的，“衙斋卧听” 之竹则一定是萧萧的，而寒、清、萧萧以及枯、冷、瘦、空、静之属，说的哪里是草木，这样的草木只是君子或者高士之澡雪精神的一厢情愿的投射而已，这就是所谓的“比德”传统。“比德”带来两重后果：1.草木被拔高了，它们只能以挺立或超尘的姿态与同样挺立或超尘的人们肩并肩站着，此挹彼注；2.寻常的、无法被拔高的草木注定入不了文人的法眼，你能想象五柳先生摘着一颗青菜，悠然见到了南山？

让我颇觉意外的是，到了《草木来信》，张羊羊斩决地拒绝了梅：“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梅花，说不出来的感觉，没叶子的花看着老别扭的。”他当然知道，梅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意义系统，于是，他把这个意义系统（“梅妻鹤子”“六大古梅”等）连根拔起，让它们衰竭，露出苍白的、一如俗物的面孔。梅的神话一破除，梅之“傲”也就成了虚张声势，底子里竟只是势利，而现世里的梅园就更显得多事了，于是，他批评村子里一个暴发户的营造梅园之举：“‘傲梅园’这名字取得一点也不好，就像那个长大了的孩子满脸的傲气。”张羊羊当然清楚，拒绝梅，不只是在表达对于某一草木的好恶，更是一种文化姿态的大声宣告：我是要跟整个“比德”传统决裂的，因为梅居于“比德”的核心处，它一脑门子想着“只留清气满乾坤”，所以，拒绝“比德”，从拒绝梅开始。行文至此，我猜，有些读者开始焦虑了：如何想象与“比德”了无干系的满纸草木？没有骚人墨客的自我投射，只是作为自身而存在着的草木又有什么意义？是的，作为童话诗人的张羊羊哪里懂你的劳什子意义，他的迷离醉眼也无力穿透对象去追索意义，他更要小心翼翼地清理掉意义的蒺藜，冲破梅兰竹菊的围困，放自己奔向长满了寻常草木的大地。因为醉了，他的步履是踉跄的，会摔倒的，摔倒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里是草莓，那里是菱角，每处都是一个浆果的梦，够他稳稳地度过他的今生了。

好了，说到寻常草木了。所谓寻常，就是不寒、不清、不萧萧，不是可画而是可吃、不是可思而是可用的，满溢着人间烟火气的对象。不，不是对象，因为我与它没有距离，它补充着我，它成为着我，而我则长养着它，照料着它。千万不要以为烟火气单单是温暖的、明净的，它也可能是涩的、呛鼻子的，就像我们走过一片碧绿的菜畦，正在赞叹成行、成垄的青菜的喜人，一阵风过，却飘来一股刚刚浇过的粪水的微臭。张羊羊正视着烟火气的涩和微臭，他知道，回避了它们无异于另一种拔高，他更知道，涩和微臭是烟火气的刚的、韧的部分，正是它们使得烟火气有力量从亘古绵延至当下还要飘向渺茫的未来，也正是它们让烟火气有了鸢飞鱼跃、随风自俯仰的灵动，一如“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的欢喜。

张羊羊太珍视寻常草木之寻常了，拒绝所有形式的拔高。于是，他耿耿于怀于沈从文说茨菰的“格”比土豆高，在他看来，“格”正是“比德”的残留，寻常草木何“格”之有，有的、重要的只是茨菇的清苦味和它的就像是一个“安静的孩子”的外形：“胖胖的，圆圆的，尾巴是粉红色的。”拒绝拔高，就不是把我投射向草木，而是让草木朝着我诉说，朝着我打开它们所有的隐秘，我也在此打开中被深深地改造，我变得谦卑、怯懦，我是如此的感恩——不是一个谦卑的我，如何听得到草木的低诉，更何况正值一个马达轰鸣的钢铁时代？

正是在此意义上，张羊羊给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草木“来信”，他既虔诚又沉醉地一一展读；也是在此意义上，张羊羊称自己的写作是一种“生态文学”，因为生态的第一要著，即是那个嚣张、跋扈的我的退隐。我还想加一句，张羊羊的写作又是人道的，这里的人指的是寻常人，因为寻常草木就是寻常人的恩物。想起郑燮的一段家书：“天寒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我想，寻常草木就像一大碗炒米，正是“暖老温贫之具”，张羊羊的写作亦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