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常工作之一，是给英语翻译专业的高校学生讲课。课程内容是怎样做职业翻译，尤其是文学和文化翻译。

虽然目前翻译界有各种新旧理论和技术手段加持，文学文化类翻译的根底，在某种程度上依然类似于相声：雅称是“语言艺术”，俗称则是手艺活儿。通过课徒教习和同行互评，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逐步积攒训练量，译者可以对某一个领域或某些领域的专业知识了解透彻，对相关的文字使用形成直觉把握。

倘若训练不足，在实现语际转换的时候，就难免会缺少类似于熟练厨师操刀、颠勺、舀料的精准细致和节奏自信。（换个雅致说法，就是庖丁解牛的语言析解能力，以及《营造法式》的榫卯架构水平。）假如基础训练方式上有缺陷，外加自我反省纠正意识不足，那么错误手法重复一万遍，终究还是错误。当然，文学文化翻译最终有可能成为“艺”，还因为它是人与时间合作的产物。在娴熟技巧的操持把握之外，往往灵感与机缘相因，精美与瑕疵共存，共性与个性互衬。就像露茜·里的手工陶瓷，“不完美”亦可能成为作品的构造因素。

每年给新生上课，我都反复念叨：我们以后是靠手艺吃饭的，所以必须时刻注意修炼自家功夫。唠叨久了，难免有些装腔又作势，因为很像是山寨版的小津“卖豆腐”语录。

翻译教学最劳神的，是需要逐年更新练习材料。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难度过高不行，太简单了又达不到提升效果。结果经常给自己平白制造一堆不计工分的额外劳动。但最大的尴尬，莫过于辛苦一场，却收到学生纯粹为了应付差事而劳烦机器代写的作业。

熊孩子这样做，虽然不乏机智灵光，其实并不高明。手工翻译练习的目的，虽然不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仅只是为了掌握将来的基本谋生技能，但是就像你花钱报名进了新东方厨师学校，不能只学习怎样使用炒菜机器人偷懒。另外，我平常使用的练习材料多数是文学文化类，不大适合目前翻译软件的脑筋身子骨。机器翻译的文字喜感，往往不亚于网络流行的乱码胡诌诗——“手持两把锟斤拷，口中疾呼烫烫烫”之流。

然而，千叮咛，万嘱咐，有时候还是劝不住迎难而上的青年挑战者。上学期，为了方便研究生同学在撰写学位论文前能够认真思考并掌握一些逻辑常识和表述技巧，我从狄波拉·班奈特的《轻松逻辑：怎样知晓语言在欺骗你》里摘录了“模糊逻辑、谬识与悖论”这一章作为整个学期的作业，希望大家有足够时间反复推敲琢磨，从内容到语言形式，提炼出一些实践经验。结果，有位同学不仅拖延到期末，还在短短时间内飞速完成了这份作业，并开心而诚恳地告诉我：机器翻译的效果确实好，因为他看完机翻内容，终于能够读懂原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译后编辑，整理成通顺的译文了。

我将信将疑地看完作业，仍然高度怀疑我俩的“读懂”概念是否来源于不同方言地区，仿佛台湾人说的“窝心”变成了《红楼梦》宝二爷的一记“窝心脚”。确实，这篇材料的语法结构清晰、术语规范、逻辑性强，比较有利于机器处理。但是中英哲学概念术语毕竟不能逐个对应，文章里有些内容还需要结合背景铺开联想，稍微掺了点“文学性”，又顺路捎带些幽默调侃。机器没看懂，不能怪它。用机器的人不明白这一点，以为它看懂了，甚至以为自己也因此而懂了，这才是问题。

这位小朋友还在译例分析里摇头晃脑地感叹：翻译哲学类文章呀，当真需要语句精确。这一点不像文学翻译，可以模糊处理呢——我不知道他对文学的精确性有什么误解。我想建议他翻翻类似《六一诗话》这样的古早读物，那里面记载了欧阳修赞梅尧臣《赋河豚鱼诗》开篇“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的精确物候描写。还有陈从易读杜甫的《送蔡都尉》诗，看到“身轻一鸟”后面脱漏一字，苦思冥想而难达原文妙境的有趣轶事。

相比其他的升级版高科技作业，这篇逻辑学翻译练习已经算是良心之作。在另一篇关于唐代佛塔的英译汉作业里，百十来个英文单词的篇幅，单单是专名翻译这一项，就密集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译法：少林寺所在地成了“河南宋山”，“奈良西大寺”译成“奈良赛义吉神庙”，“法玩禅师”变身“禅宗大师法尤安”，“四门塔”飞到了“苏门答腊”，房山的云居寺成了“古修道院吕恩丘苏”。译成这样爹娘不认，可能有几方面原因：1.原文材料是1956年出版物，使用了威妥玛拼音，翻译软件无法识别；2.即使电脑可以识别旧式拼音，有些名称却并不常见，无法形成一一对应，必须人工查找资料核对；3.最重要的是，机器译文不做任何译后编辑修订，极容易导致惨剧发生。但是，想在这样的机器译文基础上做好译后编辑，还不如自己从头到尾认真刨一遍。

临稿涕零之余，我提醒自己并不是卢德分子，不能鼓励学生砸毁电脑，拔掉网线，或删除电脑里的Trados之类，退回农耕时代。作为翻译过新闻报道、金融信息、机械电器说明书、企业资质证明、招商宣传手册，以及洋葱土豆出口合同的文学译者，我衷心希望，那些程式化的、小脑反射式的翻译能够被机器取代。因为重复机械的劳动不仅效率低下，还容易侵蚀译者的个人创造力和生存欲望。

机器的归机器，人类的归人类。等到了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时代，假如人类译者这个职业还存在，我们在机器面前至少仍应该保留一点点尊严：毕竟是我们在使用机器，而不是机器使用我们；我们是在寻求工作便利，想从枯燥无创意的低效劳作里解脱，而不是无意间沦为一小批商用软件研发者、学界理论鼓吹者或行业规范操纵者的实验统计数据来源，或技术小白鼠。劳动者使用机器的前提，是完善自我培训，在核心技术领域里拥有机器无法取代之物，否则长期形成依赖，早晚会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里的劣汰对象。

毋庸否认，人工智能机器的学习水平正在不断提高，机器通过同步记录人类译者犯下的海量错误和修改纠正动作，可以悄无声息地调整升级，闷声发大财。人类译者的每一步输入和撤销动作，都有可能成为机器不可抹消、积累叠加、并且快速加工复刻的记忆内存。只不过，那些娴熟动作记忆的知识产权，不再属于一个个面容鲜活的人类译者。

那么，在善于学习的人工智能面前（假定最高端最前沿的机器翻译技术能够迅速普及应用），人类译者还剩下什么是无法被取代的呢？

有人说是文学翻译。也有人说，文学只是机器翻译不屑于开发的薄利领域。

我不想从语言形式本身去虚张声势地鼓吹文学翻译的不可替代。我只想问：机器能否替代我们体验痛苦，并思考痛苦？就像刘禾在《机器里的维特根斯坦》开篇询问的那一句：“机器会牙痛吗？”

因为文学的本质之一是表现和思考痛苦。它除了展现语言文字的理性规律，还收纳了人类的各种凌乱情感和自由意志，生而为人的欢乐和痛苦，乃至于歉意。自己体验过的，未曾体验过的，同类之间的欢乐痛苦。

《摩登时代》永远不可能是流水线机器自己拍摄的写真集，它是向同类异化的时代深渊投射的共情目光和苦涩微笑。一台有效率的翻译机器，不会因为读者指出某一处瑕疵而惭愧自责，或恼羞成怒；不会因为自己将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或者勃朗特三姐妹翻译成同一个腔调而感到心力不逮，并且顿生倦意；不会花费数年时间才将《源氏物语》译为英文，然后叹口气说“我累了，不想再译《红楼梦》了”；不会把自己在2020年获得或失去的旅游、恋爱、结婚、求学、宴饮、争吵、患病、康复和生离死别等日常体验悄悄融入文字；不会像麦尔维尔笔下的誊写员巴特比，每天不可理喻地按时上班，毫无理由地拒绝做任何事情，面对着白苍苍的墙壁，说“我宁可不……”

机器在翻译时会感慨哀叹自己的髀肉复生吗？机器能体会马丁·艾米斯描述的40岁中年危机吗？机器会像乔伊斯的人物那样凝望着碧绿的大海，却无厘头地想到了一坨浓鼻涕，或者猜想夏娃到底有没有肚脐眼儿吗？

将一代代译者、文学作品、作者和读者紧密团结在一起，在生老病死的循环内部超越地域时间的，除了语言表述的自然本能和爱意，还有生命里共同的无奈、局限、痛苦和非逻辑的荒唐。

哪怕是西比尔的哀叹，也是人性在神话世界里的哀叹。永恒不死的机器不会发出这样的反思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