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化是近代中国实现民族解放、国家新生时形成的特定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用奋斗、牺牲创造的红色文化构成了这一文化的核心内容。经过红色文化锻造与洗礼的中国社会及人民大众，投入到革命文化的创造中，成为了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见证者。有着“革命母亲”之誉的陶承，在其口述自传《我的一家》中即通过个人体验与经历，展现了红色革命文化与一个普通家庭的深度联系，而这也成为了1961年电影《革命家庭》创作拍摄的基本立意。

电影《革命家庭》以剧中人“周莲”的成长作为主线，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母女三人被营救走向延安的情节寓意，来表现正确的革命方向对社会个体的思想指引。与电影不同的是，评剧《革命家庭》用更具象征化的人物形象，突出了革命文化渗透于民族心灵史中的文化记忆。用主人公“方承”在全国革命取得胜利之际的往事回忆，展现了革命带给生命个体的命运升华和个体投身革命后的精神蜕变。这种别出机杼的艺术构思，让小说所描绘的革命生活和人生履历转化为符合戏曲艺术规律的记忆场面及情感宣叙，形成了对宏大革命历史的微观聚焦，也形成了对丰富社会图景的散点透视。

该剧顺着主人公的回忆，将1915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社会生活予以高度浓缩，通过方承丈夫江梅清、儿子江立安、女儿江小雯、幼子江念清的人生流转，对30多年间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学生、军人等诸多社会群体及他们参与的革命斗争生活进行了艺术化提炼。一家人在湖南、湖北、上海乃至苏联等地的革命生活踪迹，以及他们经历的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中央苏区革命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以展示现代中国革命进程的全息视野呈现出来。这些历史及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或是剧中人所参与的事件细节、在历史影响下主人公进行人生选择的因素契机等，都作为切实的社会事件辐射、投照进方承一家人的生活中，通过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回应，描摹了普通家庭、个体与中国革命历史及社会进程的命运联系。方承一家为了追逐理想，父子相继牺牲，为了寻找信仰一家人千里跋涉、屡经磨难，凸显出这个独特家庭的典型特征。同时，这一家人特殊的思想抉择和命运沉浮还更普遍、生动地诠释了中国亿万家庭接受革命文化的心路历程，鲜明地标识出中国社会走出传统、走进现代的精神历程。

剧作铺陈的几个历史片段基本都截取了人物记忆深刻的瞬间，是最能让方承永久记忆的内容。如第一场“洞房”，展示江梅清在揭起新娘红盖头时的两情缱绻，以及他为方承重新起名，并手把手地教她写字；第二场展示江梅清怀着革命热情亲手为方承剪去长发，这一幕成了农民运动中最为温柔的场面；第三场展示“马日事变”前夕江梅清紧急部署相关事宜，在方承心中留下了牺牲前的最后印象，他英勇就义时的大义凛然也成了鼓舞一家人的精神动力；第四场展示方承千里追寻组织，在上海学运的队伍里看到了儿子的飒爽英姿；第五场展示江小雯在资本家的工厂里遭到恶毒欺凌，她为母解忧、救护幼弟的负重前行成为了苦难生活里最温暖的情感释放；第六、七场展示江立安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母子二人在监狱中面对面、难相认，立安的牺牲成了方承心中永远的痛，也成了她继续革命的力量源泉。这些情境取消了叙事时的逻辑铺排，而只侧重于特定情感、观念、思想的直接表达。对主人公而言，这些定格在记忆中的场面，无论是慷慨陈词、悲情倾诉，还是温情和煦、深情凝视，最终都浓缩到了生活片段中，升华成了其对家人的情感影像。剧作最终就像始终置放在舞台上的那帧全家福，用每个人在革命历史中的情感张扬共同拼接成了一个家庭在革命时代的独特作为。这是导演张曼君和编剧徐新华对文本和舞台的别样创造，剧作突破了戏曲对人物关系、情节结构的惯常书写形式，在片段与散点的连缀贯穿中，通过主人公的意识流空间，凸显了人物心灵成长的脉络。

剧中方承作为历史的被动感知者用回忆表达着对革命的诸多印象和评价，由此建构出一名普通女性向革命者不断质变的精神信仰之路。剧中因此存在着两个气质迥然有别的“方承”，一个是1949年的她，一个是处在精神蜕变之中的，见证了丈夫牺牲，送别儿子就义，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方承。前者是现时的、静态的，是回忆的主体；后者则是处在动态中的、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方承。张曼君导演用娴熟的时空转化手法让人物灵动地出入于历史与“当下”。剧中，方承每每从舞台定格中走出，作为叙述者直接表达对往事的感怀，在情感记忆和生命体验中让意识自由穿梭，在心灵的回溯中以特殊的情感冲击力度，强化着其极具浪漫色彩的思想观念。

该剧与戏曲惯常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同。在评剧表演艺术家曾昭娟的驾驭中，她仅凭一个“披”与“揭”披肩的动作、一个从台中演区向台口全家福走向的调度，即实现了两个方承的对话与审视，完成了两种人物质感的瞬间转变。剧中有两个场面最能展现情感瞬间爆发时的人物成长：一是江梅清英勇就义时，方承先以“晴空霹雳轰头顶”一段唱宣叙出自己对丈夫的怀念，而当“将共党分子江梅清暴尸荒野！不得葬入板塘！”的声音响起后，她又紧接着“一声喝唤醒我魂飞之人”，拼命为夫安葬立碑，用柔弱的女性之力维护着革命者的尊严；第二个场面是方承面对审讯室内的儿子，唱腔在展现其从“认子”到“舍子”的过程时，既依托于特定心理逻辑下的情感流露，也显示出演员的旁叙者视角。这种出入于代言与叙述的唱腔形态难度很大，而曾昭娟的演绎却带来了震撼的艺术效果。艺术家娴熟地完成了主人公跨时空的情感转化，在更高的演唱技法和表演技法上实现了人物形象的饱满塑造与多元审视。

在建党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革命家庭》用独特的艺术手法映射历史，展示了生命个体在信仰确立、追逐、坚守过程中的伟大。“家碎换得山河整，为后代千家万户有和平”。剧作通过女性的感知来感受信仰的力量，这是以张曼君、徐新华、曾昭君为代表的主创团队用心、用情所展现出的独特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