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学文库”作为“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推出“第一辑”，201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发布会，引起学术界热议。2019年，推出“第二辑”，并于同年12月2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召开发布会，再次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目前，涌现出众多对两套丛书的单本书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两辑文库作为整体进行评论，尤其突显“第二辑”的递进与开拓意义。
从上世纪初到现在，中国神话学经历了100多年发展，在几代学者努力下，中国神话学的学科建设已日臻成熟，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正如谭佳教授在《中国神话学研究七十年》中所勾勒，“1949~1980：在一枝独秀中发展‘民间性’”是第一阶段，“1980~2000：学科化发展与泛学科化的繁荣发展”是第二阶段，“新世纪至今：学科化的反思、推进与突破”是第三阶段（谭佳《中国神话学研究七十年》，2019年第5期）。置入这条线索来理解，“神话学文库”体现出对文学神话观的全面突破，对研究视域的进一步开拓，以及研究范式的新实践。
在上世纪80年代，学界掀起中国文化反思热潮，在当时“文化热”的时代大背景下，一批前沿学者尝试援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化特质，遂在人文领域掀起“神话热”。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该丛书借助文化人类学，尤其是神话学的宏观视野、跨学科的“三重证据法”，有效揭示了中国上古文化的神话体系及其与世界上古文化相类同的文化形态。这套丛书开风气之先，引发诸多争议，也留下很多学术争鸣和探索空间。例如，如何在种类繁多的外国神话研究格局中进行本土审视与定位？如何更有效地契合中国文化发生脉络与本土情境来研究中国神话？近30年过去了，中国神话学界的新气象是什么？
针对这些问题，2013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神话学文库”第一辑给出了优质答案。该辑共17册，包括专著9部和译著8部，呈现出既推介国际神话学界前沿成果，又彰显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和理论主动性的编纂旨趣。总体来看，“第一辑”的特点是突破了“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的时代性，不再强调宏观“国民性”，而是着重于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情境性”阐释，尤其注重跨学科综合视角和前沿资料译介。继续这项旨趣，神话学文库“第二辑”共21册，其中本土专著7部，译介14部。显然，较之“第一辑”，本辑的译著数量多于专著一倍。在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今天，“第二辑”更诉求于进一步打开国际视野，进而有效针对本土文化进行神话学复兴与阐释。
概括而言，“第二辑”的整合与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传统神话观的突破。自上世纪“神话”一词被引入中国以来，经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茅盾等人的阐释，一直从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直到现在仍在民间文学的学科体制之下。所以，学界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始终受到文学本位神话观的影响。新世纪以来，以文学人类学团队为代表的研究者们不断突破传统神话观，将之拓展为“信仰驱动的神话观”，强调神话不仅仅是文学的渊源，更是“文、史、哲、宗教、政治、法律等各个意识门类的共同源。”这样的学科定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神话的内涵，也极大拓展了神话研究的内容，并顺势提出系列新命题，如“神话历史”“儒家神话”“文化大传统”“四重证据”等等。在“第一辑”中，《玄武神话、传说与信仰》《蓬莱神话——神山、海洋与洲岛的神圣叙事》《伏羲神话与信仰研究》等诉诸突破文学本位的神话观。在“第二辑”中，更明显地体现这种突破。例如《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一书，打破神话—古史对立的传统观念，作者充分利用考古学、文献学和神话学等资料深入探讨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中国神话学研究前沿》一书展现了中国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热点问题，体现出新世纪多元化的神话观。
第二，对研究视野的开拓。首先，是国际视野的开拓。一直以来，中国神话学的研究视野主要局限在对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缺乏对世界其他区域，尤其是对非古希腊/古罗马神话足够的关注和研究。“第一辑”中的《苏美尔神话》《凯尔特神话传说》《日本神话的考古学》皆有重要的弥补学术空缺意义。“第二辑”更加完善了神话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例如《希腊神话与美索不达米亚：荷马颂歌与赫西俄德诗作中的类同和影响》一书深刻揭示了希腊神话与近东神话之间的关系。徐达斯所译的《薄伽梵往世书》用章回体的形式再现了毗湿奴十次下凡救世的故事。徐大锡的《韩国神话研究》以翔实的资料，建构了较为完整的韩国神话体系，其东亚神话比较的观点颇为新颖，很有启发性。麦肯齐的《巴比伦与亚述神话》将考古学、语言学和神话研究相结合，建构了较为完整的两河流域神话体系，对今天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跨学科研究的开拓。“文库”主编叶舒宪教授指出：“中国当代学科体制将神话学归属民间文学，与国际神话学研究前沿差距非常明显，希望努力通过译介展现作为边缘学科和前沿学科的神话学如何引领国际学术创新。”（叶舒宪，《从神话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出版项目“神话学文库的文化品牌意义”》，《文艺报》2020年第1期）。在主编的策划与引导下，“第一辑”中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学》《洪水神话》《〈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宗教、神话和律法的比较研究》《日本神话的考古学》等书便有着重要的理论互鉴和引领研究的作用。顺此开拓，在“第二辑”中，首次被译介的西格尔的《心理学与神话》一书收录了弗洛伊德、荣格、坎贝尔等心理学家的研究，深入探讨了神话的心理机制，对研究神话与心理学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萨满之声：梦幻故事概览》以几十位巫师的口吻来再现萨满文化，对了解神话产生和文学治疗有一定启发。《众神之战：印欧神话的社会编码》和《古代近东历史编撰学中的神话与政治》体现了神话与政治和历史的交融，作者利用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方法来展开对社会政治历史的研究，显示了神话学对推动历史研究的开拓作用。《神话的哲学思考》和《从前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神话和哲学》呈现出神话学与哲学的互动，从根本上追溯了西方哲学与神话的关系。《熔炉与坩埚：炼金术的起源和结构》是神话与炼金术的对话，考察了“从‘物的社会生命’这一视角反思冶金术起源的神话观念驱动作用”。《神圣的创造：神话的生物学踪迹》则是运用了生物学的方法将神话的起源追溯到人类的生物起源那里，并“为替罪羊机制这种暴力机制找到了生物学基础”。同时，《神话动物园：神话、传说与文学中的动物》是从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寻找“动物”，引人入胜，别具趣味。这些不同视角的、不同学科的国际译介，深刻体现了中国神话研究新视野，在学界具有独树一帜的代表性。
当然，在“第二辑”中，中国学者的专著也体现出开拓性和国际视野。比如《魔杖与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是目前完整、系统地研究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及其代表作《金枝》的专著。《好莱坞神话学教父约瑟夫坎贝尔研究》是对国际著名神话学家坎贝尔的首次系统研究，对反思中国文化产业和促进创意写作发展很有启示。陈建宪《中国洪水再殖型神话研究：母题分析法的一个案例》，则是利用数据库对中国洪水神话的母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跟进了世界“洪水神话”研究前沿，发出了中国声音。
第三，对新研究范式的实践。伴随着对传统文学本位神话观的突破，以及神话研究国际视野的不断拓展，必然会推动神话研究范式的变革。中国神话的研究始终围绕神话与古史的对立、神话与文学的关系、民族志调查等方面展开。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整合了以往的研究范式，并尝试阐释中国文化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文库”的诸多著作进一步实践了中国神话学的最新方法论建构——“四重证据法”，强调更深入突破神话学研究的传统范式。在“第一辑”中，已经出现了译介和实践研究范式新声，比如《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个近东的共同体》便是利用图像叙事的研究范式来研究希腊文化的发生问题。在“第二辑”中，刘惠萍的《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研究》一书，借助图像叙事来分析汉画像中的日月图案，可谓实证性与人文阐释结合的佳例。本辑中《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的作者尼尔森，可视为实践此种范式的先驱。此外，田兆元的《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神话，进而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有着理论的深度和宏观的视野。
总之，“神话学文库”对中国神话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整合与突破意义，尤其“第二辑”是对“第一辑”的传承与创新。这让我们在进一步打开国际视野的同时，对“第三辑”充满期待。正如“文库”主编强调，神话学文库“第三辑”，“会将重心从译介和互鉴为主，转向对大传统理论和神话中国理念引导下的新研究实践，以彰显和对外输出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话语为宗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更多学者的努力下，以“神话学文库”为标志的中国神话学研究，必将会在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建构中国文化理论的当下，起到更为重要的创新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