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风松软，春阳温暖，浙江临海大石的百步岭又是杜鹃花红透天了。步出依山傍水的仙人村，在村党支部老书记的陪同下，我们沿着104国道前往百步岭踏青，实为悼念一位革命先烈。
这位先烈，并未牺牲于身经百战中的枪林弹雨，而是去世于肝癌之侵，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浙江文联首任秘书长郑伯永。郑伯永（1919—1962），笔名夷夫、夷天；1919年7月2日出生于浙江乐清环城乡朴头村（今属清北乡）的一个小商家庭。1934年秋考入浙江省立温州中学，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乐清县委组织部部长、临海县委宣传部部长，仙居县委书记兼台属特委武工团政委，浙南特委宣传部副部长，瑞安浙南游击纵队温州前线政治部主任等职。伯永在浙南的革命斗争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对瑞安陶山根据地的开展工作。他善化装，在家乡就曾化装成国民党乡长，指挥群众缴了20多名敌军的枪支弹药。
仙人村原名竹溪村，坐落台州始丰溪三面环抱，国道线穿村而过。百步岭位于仙人村西南，是浙东通向金华方向的必经之地，其岭不高，从平地到岭头仅百十步而已，可它的名声远播，却源于当年地下斗争中的中共临海县委宣传部部长郑伯永率领民兵神勇救回被捕的台州特委书记刘清扬。那口碑，已演变为神话了，什么飞檐走壁，什么腰圆膀粗，将个书生模样的“老红”（游击队战士对郑伯永的戏称）说得比李逵还李逵。其实，老红只是一个个子不高偏于清瘦的作家儒将。老书记回忆起往事，如数家珍，给了我一个最可信的版本。
1940年5月15日，黄岩地下党有消息传来，说台州特委书记刘清扬被捕，将于近日从黄岩经临海押解至永康方岩。临海县委宣传部部长郑伯永立即亲赴大石百步岭，组织岩坑、仙人等村民兵分组蹲守营救。他们化装成农夫、钓鱼人、割草人沿途分段守候，一连守了四天均无收获。6月8日清晨，郑伯永只身扮作贩牛人，肩背一袋牛草鞋往临海台州古城方向探听消息。走到半路石佛洋附近，远远看见两个警察押解着刘清扬迎面走来。郑伯永为了摸清敌人底细，竟大胆迎上前去与他们擦肩而过，跟踪了一段路，然后抄小道急匆匆赶了20多公里，返回岩坑中心支部，临时组织了五个民兵，埋伏在路边。当敌人走到跟前时，郑伯永带领民兵突然从岩石背后一跃而出，高声斥问：要把我们老板弄到哪里去？对方刚要抄枪，我们的枪先响了，营救神速成功。临走时，还对跪地求饶的国民党警察说了句“这老板我们请了！”事后多日，参加营救的岩坑中心支部党员民兵孙高暖却被搜捕，处决于上陈路廊。如今，有一个村级的革命纪念馆诞生于岩坑。
1956 年，全国和省里都召开了规模甚大的青年文学创作会议，时任省文联秘书长的郑伯永，便点名要刚从抗美援朝前线还乡才数天的我去赴会，并担任了诗歌组召集人。会后，他即动员我到省文联搞专业写作，长期深入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工地生活。到工地才个把月，我就急于求成想写出作品，向他求救，说自己很难进入工人们的心灵深处。他就让我立即返杭，和老作家陈学昭一起花半天时间接见我，耐心介绍了他俩各自的创作经验。郑伯永很有信心地说，你安心地深入生活，不要急于创作，一年不够就两年三年，十年八年，潜心体会热火朝天的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的华东电力中心的伟大风貌。这一番苦口婆心，让我受益终生。两年间，他曾数次安排我到地处灵隐寺旁茶园中心的灵隐创作所静心写作。短短两年间，我即有数十首诗和小说散文上了报刊。却不料风云骤起，一场“反右”运动，将他和陈学昭、黄源等统统逐出杭城，他率领七口之家回温州被监督劳动。那时他刚刚领导并参与改编了后来名震文坛的《十五贯》，正处创作高峰，却不幸告别人世，去世20年后才得以平反。
郑伯永去世后不久，我在省劳模大会秘书组与黄源共事，他默默独自端坐在一张板桌后为我们登记写出来的文字。我见他黝黑得几成棕色的瘦削面孔，心痛地上前搭讪，轻声问，黄部长还好吗？他只说孩子们也都随我在乡下劳动，随后叹了一口气道，老红走了！他时断时续地谈起老红当时的情景：降了六级带着一家七口回乡被监督劳动。劳动中遇到暴风雨，别人能进路廊躲避风雨，他却不被允许。得了肝硬化，去请假，却被监管人员用木棍直戳肝区凌辱：你说肝硬化了，我戳戳不硬嘛！当然黄源说得最多的，还是推出昆剧《十五贯》的点点滴滴。他说，那时自己在省委当文教部长，郑伯永任文艺处长兼省文联秘书长。改编排练中，每每有新点子，两人都紧密配合，直到一次试演前，郑伯永临时起意，将“丑”改“末”，去掉鼻子上的白色化妆，取得极微妙的戏剧效果。郑伯永多次为执笔者陈静在改编中出主意，如去掉“托梦”等迷信情节，加强实事求是办案的主题思想，致使这出昆剧晋京演出大获成功。黄源一再夸奖，《十五贯》的成功，郑伯永有“特殊贡献”，是幕后英雄。黄源再三感叹，说老红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作家，主编过文艺刊物《新路》，曾与著名作家林斤澜共事；1947年出任浙南特委宣传部部长时创办了温州日报的前身《浙南周报》；解放初就有多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出版过《高振友》《我的舅妈》等小说集，可惜英年早逝，满腹才华得不到施展。我也告诉黄源，1957 年在杭州批判宋云彬的大会休息期间，郑伯永碰到我聊了一会儿。他说我从小便跟党闹革命，怎么会反党呢？再说自己有《老区访问记》等两部书稿在作家出版社决定用了的，担心出不来了。郑秉谦曾数次和我联系想寻找这两部遗著，均无着落。黄老听了，也只摇摇头，默然无言。我感叹，郑秘书长在位时拉来了不少人才，仅就我在省文联所见，当年驻会的老作家便有陈学昭、汪静之、冀汸、吴似鸿、许天虹、陈山、洪禹平等；还选拔来一批后起之秀如华人秀、郑秉谦、岑琦、苏东、张往等创办《东海》月刊；在灵隐还有一个依山傍水僻静的创作所，就在创作所我结识了许多青年作家，如沈虎根、胡小孩、袁伦生、肖容、蔡再生等，仿佛有一支浙军潜伏文坛，正待跃马扬鞭。
当时，他和一位住在杭州南山路笔名南山的好友洪禹平常会面，后来洪禹平在《郑伯永传》中说：“1957年，伯永被打成‘右派’以后，瑞安老区有五位烈士家属到杭州看望他。当他得知这几位烈士家属生活都很困难，便叫他的贤惠的妻子徐月英到银行去把他家仅有的500元存款都取出来分送给烈属们。他对老区群众如此，对非老区群众也是如此：当他被下放乐清‘监督劳动’时，正值三年人祸天灾交迫的困难时期，他宁愿自己挨饿受饥而将月英从杭州寄给他的粮票（那是月英和孩子们好不容易节省出来的）分送给周围的群众。我说伯永是‘太上立德’之人，这种博大的爱便是‘立德’的第一义。”
置身百步岭头，环视沃野千里，神驰阴阳两界，心怀感念为郑伯永急就了心曲四行：
浴血杜鹃透碧山/当年硝烟早消散/轻唤一声秘书长/百步岭头花未残
我的温州战友们
我不是温州人，却是紧贴温州北境的温岭人，大概是由于一笔写不出两个温字吧，温州的战友们就将我认为同乡了。他们编著的《二十一军战友忆旧军旅生涯》中，收进了我的三篇《军部生活片段》；他们创办的《温州企业家》报纸上用了我的游记。友情还有历史渊源，公元前我们同属存在了200多年的东瓯国,至今尚留“瓯江”“瓯海”以及响当当的“金瓯”等辞 ，我们一直生活在同一片瓯越天幕下。1997年10月金秋，我有幸接到了温州战友的通知，从此开启了互相更为热络的来往。
二十一军战友温州联谊会给我的通知的活动内容有战友叙谈、联欢，同时欢迎即席朗诵自创的诗词、演唱、乐器表演等。此次会后，温州联谊会编印出了一本378页的《军旅生涯》，主编诸葛志的青春过往闯入我的心田。1949年6月5日，二十一军刚刚进入温州第10天， 他便告别瓯海中学参了军到《拂晓报》当了见习记者，之后下连队带职当兵5个月，全过程参加了解放舟山的跳岛作战。在解放南韮山战斗中，通讯员负伤下了火线，他迎头顶上，第一次立了战功。此后，他又投身抗美援朝，立下六次三等功，得过三枚朝鲜军功章。
李凌云，一个在“江厦殉难事件”中的幸存者。1949年11月19日晨6时许，满载360多位战士、民工和军火的“台航8号”机帆船，在开赴舟山前线的途中遭到敌机轰炸，近半人员牺牲。其中六十三师后勤部所属医士干部学校温州籍师生44人中，仅仅只有李凌云、戚超群、金孔道三人生还。这批“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新兵中，有乐清黄华的张笑凤、胞妹笑兰、堂妹笑莲和瑞兰以及表妹陈克文五姐妹；有鹿城区的回族巾帼马兰英；有温州市的林邦荣、林翼儿亲兄妹……全船烈士籍贯遍及苏、浙、皖、鲁、豫、冀、湘、津、沪七省二市。朱德为江厦烈士纪念碑题词：“光荣的牺性，永远的怀念”；董必武题词：“白塔树红旗，英姿飒爽，曾酣战。丹心沉碧海，浩气歌行即永生。”郭沫若题词：“中华日月英雄颂，东海波涛烈士歌。”为了继承烈士遗志，六十二师卫校百十名师生，随后全数坐登陆艇从椒江口开赴象山前线，投入了解放舟山的跳岛作战！
金为民，又一名带笔从戎的战士。抗美援朝中，他随工兵营到鱼隐山前线扫雷，听说军文工团有一辆小车被敌炮击中，牺牲了三个团员，就心惊肉跳地为初恋情人担忧起来。当他赶到出事地点一看，三个黄土堆前有一块木牌上写着：“尹秀华烈士之墓”，顿时天昏地暗，不知在墓前躺了多久。归来后写道：“我觉得命运跟我开了一次最残酷的玩笑，仿佛故意让我们见一次面，点燃起我心中最诱人的憧憬，然后粉碎了它！”更为伤心的是，多日之后，他才收到倾慕之人的绝笔：
为民：
等着我吧，和平胜利了，我们就花三天三夜畅谈战争中的思念之情吧！我一定会实现自己的诺言的，希望你也是。
紧紧握你手。
你的好友
尹秀华
1953年7月23日
写信时离朝鲜停战仅仅只有四天了。
抗美援朝，这一场付出了祖国二十多万优秀儿女的翻身仗，为刚刚翻身解放的新中国，打掉了近百年的蒙欺受压的屈辱，打出了新中国在列强屠刀下的威风，这种“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的奋不顾身，必将永远闪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