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本戏曲丛刊”是新中国最重要的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工程之一，工作量极其浩大，历时也十分长久，而意义和价值非凡。

新中国成立伊始，郑振铎先生提出设想，利用三四年的时间，印刷1000种古代戏曲剧本，计划出8集，为研究提供资料库。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局面下，在人们建设新中国热情的鼓舞下，各方立即行动，很快有了最初成果。1953年出版第一集，1955年出版第二集和第三集，1958年出版第四集。

前3集收录的都是南戏传奇剧本，原计划杂剧剧本放在后几集里出。但1958年适逢关汉卿被确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与莎士比亚一起入选。于是先编纂完成元明杂剧集作为第九集，于是年出版。

极为可惜的是当年10月，一代学人郑振铎先生逝于飞机失事。吴晓铃先生继任其事，鉴于资料来源的难易程度不一，将故宫所藏清宫大戏作为第九集于1962年先期出版。

新时期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起续编重任，于1986年出版了第五集，后因种种情况后续进程拖延下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文化复兴的步伐加快，2013年丛书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文学研究所加快了编纂步伐。如今“古本戏曲丛刊”10集终于全部出齐，完成了这一伟岸的历史工程，可以笑慰郑振铎、吴晓铃先生于地下了。

10集一共印制古代戏曲剧本1193种，其间历经68年，耗费了几代学人的心血，而功在千秋万代，衣被后人无量也！

二

接下来想谈一谈我们对“古本戏曲丛刊”启动背景的认识。

众所周知，戏曲在中国古代一直属于“小道末技”，为正统文化所鄙弃。历朝历代，体现为“经史子集”四部的书馆文库都不收录戏曲剧本，使之长期处于流散状态而自生自灭。

十七至十八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发现中华文化对于戏剧的价值认定与西方完全不同。他们一再指出，与西方文化里把莎士比亚推崇为现代文学鼻祖相反，中国人轻视戏剧、轻贱戏子，文人写了剧本都不愿意署名字。

西方人却发现了戏曲中的宝贝，因此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于清代雍正九年（1731年）用法文翻译了第一个元杂剧剧本《赵氏孤儿》介绍到欧洲，此后英国的戴维斯（John F. Davis，1795-1890）、法国的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和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陆续把《元曲选》100个剧本译介完毕，另外还翻译了《西厢记》（儒莲）和《琵琶记》（巴赞）两部长篇剧本。这种举措反映了西方人看重戏剧的观念。

当时的中国人与此观念不同。清代名士王韬1870年由英国经巴黎返回时，拜访了法国汉学家儒莲，对他的汉学成就大加赞赏，但唯一认为他翻译中国戏曲小说的工作是孟浪之举。

然而，恰恰是西方人对于戏曲的推崇，引起1900年到日本留学、追求新学的王国维的重视。王国维因而写出了《宋元戏曲考》，成为中国现代戏曲史学的开山之作。可以说，中国现代戏曲史学的奠基，是借用了他者眼光的结果。也因了王国维的开山，才有了郑振铎后来的进一步重视俗文学研究，也才有了郑振铎编纂“古本戏曲丛刊”的伟大社会实践。

三

再用亲身经历谈谈我们对“古本戏曲丛刊”历史价值的认识。

“古本戏曲丛刊”对于推动戏曲学科的建设，可说功莫大焉。因为有了它，才有了新中国成立后戏曲史研究的突飞猛进，才有了近年来戏剧戏曲学学科的开拓，才有了影视剧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并培养出了千千万万的继往开来者，我们这个队伍才能如此壮大。

我们自己编的150万字的四卷本《中国戏曲发展史》，如果没有“古本戏曲丛刊”，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因为此前除了《元曲选》和《六十种曲》之外，其他古代戏曲剧本大多散见于各地公私藏书之中，一些还藏于海外。许多稀见珍本，即使知道所藏处所也不一定能见得到。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研究戏曲史的时候，就有了“古本戏曲丛刊”里随手可得的古代戏曲剧本，那时天天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书库里浏览，得以轻易阅读了几百部古代戏曲剧本，而省去了到全国各地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处的寻找之苦。

我们感谢郑振铎先生，及时将元明稀见南戏传奇剧本提供给世人。我们也感谢关汉卿老先生，是他的名气和荣誉，促使元明杂剧集放在了第四集里先期出版。我们也感谢吴晓铃先生等前辈的决定，让第九集清宫大戏剧本先期问世。因而，在我们撰写《中国戏曲发展史》的时候，大体得到了最需要的第一手古代戏曲剧本，从而展开研究。可以说，没有“古本戏曲丛刊”，就没有我们的《中国戏曲发展史》。

20世纪90年代，法国汉学家龙彼得的人类学弟子，台湾王秋贵博士，仿照“古本戏曲丛刊”的集名，又编纂了“善本戏曲丛刊”，收录明清戏曲散出选本集，大多是海外藏本，与“古本戏曲丛刊”形成了互补。应该说，它是在“古本戏曲丛刊”的启发下动议和完成的，也是我们撰写《中国戏曲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丛书。

四

“古本戏曲丛刊”在60多年里，先后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接续出版。这一系列有社会责任感与学术道义的出版社的连续行动，成就了这项伟大工程的最终合龙，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事业整体业绩的生动写照。

“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填补了中华文库“经史子集”四部之阙项，筚路蓝缕，集腋成裘，立言立功，功德无量。

先后几代学人的前赴后继，一批出版社的薪火相传，实现的是学术的积累，是文化的传承，是学术生命的汇聚，是新中国的文化辉煌。

它的历史功绩，怎么赞誉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