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打捞小说素材重返故乡的“北漂”作家，与故人重逢之刻，“一切又和10年前天衣无缝地对接上了”——县文化馆的旧楼依然散发荒宅般的气息，“我”的老同事游小龙“从头到脚还是那种过度的崭新感”，像件刚打出来的家具；他对“清洁”的执念更甚于当年，请老友小酌，都要拿一只削了皮的雪花梨佐酒，因为花生与肉食显得粗俗，不够洁净。然而这10年间，游小龙身上分明发生了让人好奇的变化，他不再避讳曾被视为羞耻印记的“山民”身份，甚至要为自己出身的阳关山与大足底村写一本书，记录这个星空之下幽深角落的所有秘密。
孙频小说《以鸟兽之名》之中游小龙的洁癖，不免让人想起《鲛在水中央》里独居废弃矿区，依然每日穿戴整齐，不允许自己“随心所欲地塌下去”的梁海涛；而游小龙的自剖，“想从最贫贱的根子上长出一个高贵的人”，又与《天体之诗》中李小雁“多么想美好”的呼喊遥相应和。这组人物在精神上无疑属于同一谱系。可是看到他们，我却不由得惦念起孙频过往作品中那些在欲中泥足深陷、为情而飞蛾扑火、于“无极之痛”的旋涡里绝望自弃的主人公。两组人物之间，显然有处境、性情与内心轨迹的差异，但又像置身于同一种精神宇宙的物理法则之中，因卑贱、匮乏、溃败而生的耻感确证了肉身与灵魂之关联，也搭起通往救赎之门的阶梯，不管是奋力跃起还是不断下坠，最终，“羞耻和尊严是一回事”。我尤为好奇的是，除去那些在小说结尾的烈焰中焚身献祭的角色，孙频笔下的于国琴（《无相》）、夏肖丹（《骨节》）、杨红蓉（《色身》）们，在小说完结后的五年、十年甚至更漫长的岁月里，将会经历什么？他时他日与故人重逢，是否会用另一种语气讲述过去的自己？
孙频的读者可能都已觉察，2015年之后，直至过去几年间，她一直在尝试自我变法。曾经的“以血饲笔”之决绝姿态，凶狠凛冽甚至略带戾气的腔调，不断被新的审美元素所中和，人物置身的舞台也从精神明暗两极之间紧绷的高空绳索，挪移到荒村、深山、海岛，更阔大的山河地理之中。最新小说集收入的《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天物墟》三篇，便以虚构的“阳关山”为背景，其背后自然有孙频故乡吕梁山脉的影子，但不纯粹是现实的镜像，正如“万能青年旅店”《冀西南林路行》里的泥河、坚石与山雀，未必只属于冀西南的太行。套用“万青”的句式，孙频在“时代喧哗造物忙”的氛围中逆向而行，“起身独立向山林”，这选择本身方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阳关山并不只是悬于文明世界之外静谧的桃花源，在孙频笔下，这里分明是花妖、山魈出没的所在，“树木、石头、山谷看上去都明艳异常”，有种“可怖的孤寂的蛮力”；而黄昏时分，夕阳映照下，“天空变成了鲜艳的红色”，山林中的一切又“在这血色里变得分外肃穆庄严”。“可怖”与“庄严”混生，具有哥特美学意味的舞台上，三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与沧海桑田的秘密劈面相逢。在略早一些为《天体之诗》写的创作谈里，孙频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启悟时刻”：漂泊多年的她重返吕梁山脚下的故乡，路过一座工厂的废墟，回想起这里曾是儿时的乐园，常能捡到贝壳，因为此处在远古时代乃是一片汪洋；在那一刻她突然被自己的发现所震撼：“这个工厂带着它曾经的使命和秘密将永远沉在时间深处，就像亿万年前的海底会变成高原，与之相比，人世间的那点悲欢离合简直就是沧海一粟”。与此类似，阳关山也是一座时光层叠的废墟，隐身其中的废弃山庄乃至历史遗存，则是具体而微的分身。在这时光之墟，蜉蝣般的个体被来自宇宙间的巨大力量击中，孙频将这力量形容为“巨兽温柔的鼻息”。她过往那些极言命运之暴虐、伤痛之惨烈的小说里，也曾出现过巨兽的身影，“温柔”却是个少见的词汇，这样充满反差的搭配恰恰暗示了废墟之中埋藏的奇特生机。就像艺术史家巫鸿在解读名画《读碑图》时写到的，形态怪异的枯树与参差的奇石，给死亡般的沉寂肃穆所笼罩的画面里，“注入了一种搅人的活力”。或许可以说，孙频的山林书写由此呼应着西方浪漫主义艺术中的废墟美学，也意外接通了中国古典诗画的怀古之思。
“搅人的活力”尤体现于小说里那些具有博物学色彩的片段，主人公一路行去，辨识草木之状、倾听鸟兽之语、探勘器物之迹，也停留于有人间烟火的所在，与山民交谈、饮酒，俨然已经沉迷于漫游本身，忘却了来意。《骑白马者》中的“我”，本是要寻找兴建那座废弃山庄的神秘人田利生的踪迹（“他像我的一个梦境，我觉得我必须得找到他”），最终却掏光积蓄，接手重建山庄。《天物墟》中的“我”带着父亲的骨灰还乡，未尝不是怀着破解父亲当年隐秘的动机（“在这样一个早已荒无人烟的山村里，他又有什么生意可做？”），却中途淹留于大半生与山林、古物为伴的老元身边，言谈举止渐渐变得与他神似。如果说阳关山里隐藏着若干秘密的话，他们最终放弃了追寻谜底与真相，反而被秘密所俘获，成为“天地洪荒的证人”。
相比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田利生与一只脚已踏出尘世的老元，《以鸟兽之名》里的游小龙显得不够彻底，身上保留了以往孙频笔下人物常有的分裂感，故而才需要那些充满表演性的举动，以对抗将自己拽向深渊的力量（大足底村与弟弟游小虎都是其化身）。经年煎熬之后，他终于发现，既然那“不堪”的山民身份就像影子无法摆脱，反而不如将书写阳关山上草木鸟兽的一切，当做值得托付性命、可以安放灵魂的事业。若将这样曲折的内心历程形容为“和解”，显然过于简略，它更像心理学家梅兰妮·克莱因所说的从“偏执——分裂心位”向“抑郁心位”的转换。按克莱因的说法，婴儿心理以“抑郁心位”的方式运作，意味着以整体性而非分裂的方式感知外部世界，理解到自己所爱、所依赖与所恨、所伤害的本是同一个客体，由此而产生的负疚感和修复冲动，将同时烙印于成年后的人格之中。在此意义上，游小龙的笔记本与老元的文物，以及梦境一般的听泉山庄，都是朝向自我修复的路径。如果说，孙频早期作品里的人物在封闭性的困局中无路可逃，只能被动地遥望救赎的降临，那么《以鸟兽之名》这组小说则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在废墟上重建庇护身心之所，主动激活修复潜能。从中我们也可看到一位在卑贱与高贵、暗黑与光明两极之间构筑自己小说宇宙的写作者，经由跨越新世纪两个10年的探寻后，自身写作“心位”的调整。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孙频的山林之行，除了替笔下角色找到了新舞台之外，也让时间与空间都化身为这出戏剧的角色，若仔细聆听，它们的对白中还有来自时代的磅礴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