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辈》是组合式主题电影“我和我的X”系列的第三部，由四位导演分别执导的四个按照时间顺序连接的独立故事组成。“父辈”的创作主题是父母与子女，表现父母与子女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表现中华民族代代相继的接力，象征中华民族百年来追求自由、解放、发展、富强的前赴后继的奋斗。在这一“宏大主题”框架下，电影分别选择了四个年代的四个故事《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抗日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到从未来穿越回新时代，百年大背景下，四个普通人、普通家庭、普通父母子女的故事串联成线，以小见大、以一斑窥全豹，完成其主题立意的表述。作品用父辈与吾辈的相继来表现薪火相传的百年中国，用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精神，显示出其高立意、精构思的创作初心。

这部影片的四位导演分别是吴京、章子怡、徐峥和沈腾，四位导演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同时都是被大众所熟知的演员。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导演的选择可能有商业因素的考虑，但更确切地说，还是因为他们相对年轻，而且有丰富的表演经验，对观众、对市场、对现代电影语言的理解更为准确和接近。事实上，十多年来，许多由优秀演员转型导演的影片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吴京的《战狼2》至今还保持着中国电影市场最高票房的纪录，徐峥的《人在囧途之泰囧》等也是当时的票房黑马，此外，像陈思诚的“唐探”系列屡创票房奇迹，贾玲的《你好，李焕英》成为本年度春节档的票房冠军，周星驰的《美人鱼》等也是异军突起，还有黄渤、徐静蕾等等，“演而优则导”的成绩都相当喜人。四位导演这次联袂出场，体现了四种完全不同的电影类型和风格，吴京的战争动作片、章子怡的年代抒情风格、徐峥的生活囧剧模式、沈腾的喜剧科幻片，共同构成了一部电影集锦组合，给了观众不同的惊喜、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满足，相信不同的观众会对这部影片四个篇章给出不尽相同的喜好评价，正好体现出人人都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我的父辈”。

以家写国、以家喻国是中国文化、中国电影的悠久创作传统。本片延续了这一叙事原型。四个篇章基本以父子关系为核心展开，以子女一代对父母一代的观察为视点，从而使四个故事有了一种亲情的带入感，许多场面和段落也因为这种亲情的带入而让观者为之所动。《乘风》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一支战功卓著的铁骑队伍，他们为掩护群众撤离，拼死抵抗日军，主题是父辈的牺牲，风格悲壮；《诗》则以1969年我国研制长征一号火箭、发射首颗人造卫星为大时代背景，以普通航天家庭的孩子为叙事视点，向中国航天人致敬，其主题是父辈的奉献，风格抒情；《鸭先知》取材于改革开放初期出现在上海的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背后的故事，致敬改革浪潮中敢为人先的父母一辈，其主题是父辈的创新、风格戏谑市井；《少年行》借助机器人肩负特别使命从2050年穿越到2021年，偶遇少年小小，组成一对临时父子，联手追求科学梦想，其主题是父与子的理解携手，风格奇幻混搭。四部影片的故事、风格、样态各不相同，但都试图用父母子女之间的两代人关系，来传达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百年奋斗的精神。虽然四个故事由于篇幅所限，人物和事件展开的丰富性和饱满性各不相同，但都借助于强戏剧性的核心事件，完成了对主要人物的塑造，在视听呈现和节奏把控上都显示出中国电影的领先水准。骑兵作战、航天试验场的星空、上海改革开放初期的民风世俗、人工智能的未来想象，都成为各个篇章不同的亮点。

这种“组合式主题创作”模式，从《我和我的祖国》开始，既是一种在主题框架下提供了多样性和灵活度的创作方法，也是一种集中一流的创作资源的生产方式，同时还是一种浓缩了优质商业影响力的传播手段，这使主题创作的电影具有了成为“头部电影”的优势，也体现了新主流电影创作的实绩。这样的模式，使《我和我的父辈》未成曲调先有情，成为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影片之一。当然，正如从《建国大业》所开创的“散点式文献历史片”模式一样，经历了《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的延续之后，必然会逐渐面临创新门槛的挑战。“我和我的X”系列，如今已经到第三部，可以说同样会面临严峻的创新考验，面临观众审美需求变化的考验。如何让思想倾向更天衣无缝地从情节、场面和人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如何塑造更有电影感、艺术感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何让组合电影更加具有内在的有机性和完整性，如何让“我”作为艺术形象的丰满与“我的时代”的宏大之间形成现实主义的戏剧性审美张力，都是“组合式主题创作”正在努力回答的考题。陈凯歌、黄建新导演在总结《我和我的祖国》创作经验时，提出“历史瞬间、共同记忆、迎头相撞”十二个字，对于电影的主题创作依然具有方法论意义：让个人命运与历史大潮迎头相撞的戏剧性瞬间，被电影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往往才能真正唤起观众的共同记忆、创造观众的共同记忆。而这共同记忆就是电影的魅力，是电影所创造的“盗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