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走进安江农校，不禁想起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安静的校园，教学楼、科研楼、图书馆、宿舍、食堂，一色的红砖青瓦，所有的建筑都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似乎这里的时光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但在这空旷寂寥的校园里，曾经也有“一鹤”排云而上，直抵碧霄。而被这“一鹤”引上碧霄的，不是刘禹锡式的浪漫诗情，而是“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夙愿初心，是一生都在用汗水浇灌田园稻花、一生都在“梦”里砥砺前行、一生都在大地上抒写人生、在奋斗中创造传奇的赤子深情。他，就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位把一生都献给杂交水稻研究的科学家，一位让世界远离饥饿的“当代神农”。
一
安江农校，简称“安农”，背倚雪峰山麓，面对沅江流水。工程院院士、国家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37年。
安农建校已近百年。论名头，算不上响亮，校名改了一回又一回，门牌换了一块又一块：国立第十一中学职业部、湖南省第十一职业学校、湖南省安江农林技术学校、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黔阳农业专科学校，直到今天的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其中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之名先后两次启用。
国立十一中职业部创建于1939年，湖南武岗竹篙塘的一座老祠堂是它的旧址。生逢乱世，有个地方摆下课桌就是幸运。然而，1939年9月，日本人的炮火在长沙响起。为避战乱，十一中职业部西迁黔阳安江镇（今洪江市安江镇），在香火早已熄灭了的胜觉寺的废墟上，重新摆下课桌，摊开书本。
站在地图前审视，安江与武岗仅一山之隔，一个在雪峰山的西面，一个在雪峰山的东面。素有“天险”之称的雪峰山，让诞生于战乱中的“安农”暂时避开了纷纷战火，只是好景不长，1945年4月，人称“抗日战争最后一战”的雪峰山会战正式打响。战地医院和指挥部走进了校园，至今保存完好的那栋用木板镶就的鱼鳞片建筑，就是当年的作战指挥部。为了防潮，木质的壁板每隔一段时间抹一层红色油漆，人们称它为“红房子”。离“红房子”不远的古樟树上，悬挂着一枚炮弹壳，那是安农的校钟，一批又一批学子在它的召唤下进出教室。虽然战时的紧张气氛已荡然无存，但这口炮弹壳校钟发出的金属之音，依然让人听得荡气回肠。那钟声里有当年鏖战的枪炮呼啸，有先辈的厮杀呐喊。
雪峰山会战是决定中日胜败的关键一战，安农见证了中国的完胜和日军的惨败。经历过战乱的袁隆平，也是在炮弹壳钟声的激励下，攻克了杂交水稻研究的一道道难关，直到把成功的辉煌大写在迄今无人超越的高地上。
二
安江，原黔阳地区、原黔阳县的党政机关所在地，青山逶迤，峰回路转。从云贵高原奔流激荡而来的沅江把大量的泥沙抛在这里，于是就有了一块土地肥沃的河谷平地。安江人给这块盆地取了个极具形象的命名：安江氹氹。
氹，本意指小水塘或小水坑，引申为低洼谷地。但低洼谷地的安江氹氹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高地。这里有2005年评定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高庙文化遗址，距安农约5公里。遗址出土的历史文物经专家考证测定，距今6300至7800年，这就把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前移了两千多年。而其中出土的薏米遗存及加工器具，表明远在商周时期，已经有先民在安江氹氹开始了谷物种植，标志着南方稻作文化的开端。
7000多年后的1953年，风华正茂的袁隆平来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执教于安农。11年后，以他为首的科研团队，在高庙先人种植薏米的土地上，在曾经是佛地也是战地的安农校园里，成功培育了杂交水稻。一粒种子，从这里播向全国，播向世界。他本人也由安农走进世界顶尖级科学家的行列。
袁隆平生于忧患时代，时逢乱世，在炮火硝烟制造的颠沛流离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战乱中，他进入西南农大求学，在学生时代经历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大转折。走上社会后，又亲历了百废待举的艰苦年代与奋发图强的高光时刻，既目睹过饿死人的悲惨景况，也敞开怀抱拥抱过欣欣向荣的崭新景象。但他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他将在安江这块并非得天独厚的土地上，在安农这所并非名家大师荟萃的校园里，抒写自己的人生辉煌，创造人间的伟大奇迹。
三
落后就要挨打。而比挨打更可怕的是挨饿。
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农出身的袁隆平少不了深入农村。在与农民促膝而坐的日子里，他最深切的体会是农民对土地的付出，没有换来土地的理想回报，无论田怎么耕，地怎么种，庄稼怎么侍候，亩产三百多斤就算高产，四百斤就是破天荒了。年年秋收，年年收“秋”，而那个“秋”总是干瘪瘪的。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多少年来，一方山水并没有把一方人养育得身强力壮，精神抖擞。早年的人生经历，面前农民的渴望，促使他把目光从安农的三尺讲台，转向校园外的广袤田园，研究、培育、推广杂交水稻，就成了他一生的锲而不舍，为此奋斗了一辈子。
水稻杂交，前人不是没有做过，日本、美国、印度的生物学家都在这一领域试过身手。但水稻是自花授粉，他们没有实现杂交水稻的传宗接代，成果不能用于生产，由此“水稻不能杂交”一时成为定论。同时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内，一直尊苏联为“老大哥”，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向“老大哥”看齐。以研究植物嫁接名噪一时的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为我国生物学界所尊崇，研究杂交无疑是对米丘林的挑战。更何况生物杂交理论，起源于法国的利托尔诺和英国的沛西能。在他们之后，西方生物学家一直在这一领域探索前行，取得过进展，但并没有实质性突破。袁隆平研究水稻杂交依据的基础理论，是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交有害，杂交有益”，走的是西方生物学家一直在走也一直迷茫徘徊的路，面临科研与政治的双重风险。“文革”中批判他推崇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字报”贴满了安农校园，被视为“白专”典型受到批判，直至下放农村，名曰锻炼，实则改造思想，这就是风险的最好证明。有幸的是他的杂交水稻研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与肯定，得到了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视与支持，使他在风险中能够继续前行。
四
什么是科研？科研就是在未知的领域寻找和开辟一条通向未来的路。不管成功或失败，智慧、信心、勇气、毅力，缺一不可。袁隆平义无反顾，“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既是他的理想信念，也是他的人生目标。1961年，他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稻田里，发现了一株一个分蘖结了230颗稻粒的野生水稻，欣喜若狂的他如获至宝，但这株野生水稻收获的1024颗种子，并没有带给他所期望的光明前景。第二年播种之后，虽然也长出了一片新绿，但“父本”的优势基因没有被传承下来，扬花抽穗有先有后，个头有高有低，而且一付萎靡不振的架势。直到1971年，他的主要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南红农场发现了天然“野败”，才彻底扫除了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工程中的最后障碍，杂交稻的代际繁衍得到了解决。1973年，杂交水稻恢复系培育成功。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和助手们从校园到田园，从湖南到云南、到海南，有过挫折，有过沮丧，有过面对云南元江地震的生死考验，有过忍受海南的酷暑炎热与蚊叮虫咬，有过一年到头见不到家人的孤独与煎熬。但12年的呕心沥血与劳累奔波，终于迎来了稻香万里。时至今天，杂交水稻已在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或地区大面积推广，亩产量突破了1500公斤，比当年翻了几番。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安农不会忘记，雪峰山不会忘记，中国不会忘记，世界不会忘记，袁隆平用自己清瘦的一生，让天下“肥”了起来、“壮”了起来。他的贡献不可估量，留给人类的财富不可估量。他逝世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学习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信念坚定、矢志不渝，勇于创新、朴实无华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
一尘不染的阳光从雪峰山上照耀而来，安农校园里的百年古木英姿挺拔，银光闪烁。近百年的校园还在，当年的教学楼与科研楼还在，宿舍与食堂还在，古樟树上那口炮弹壳校钟还在，袁隆平耕种过的试验田还在，那栋被荣誉为专家楼的小平房——袁隆平的旧居还在。这一切，似乎都在向世人细说当年，细说当年的袁隆平以及有关他的点点滴滴。排着整齐队伍的中小学生，慕名而来的外地游人，同我一起于这旧居前沉思遐想。
1990年，袁隆平服从组织安排，从这里去了长沙，但他的心没有离开安农，情没有离开校园。没有了学生的教室里依旧回响着他的滔滔不绝，旧居的小窗口依旧飘荡着他用小提琴奏出的优美旋律，开阔的试验田里依旧有他两脚泥巴一身汗水的忙碌身影。他与安农校园、与安江这块土地、与高大巍峨的雪峰山，已经融为一体。在离安农不远的一座名叫白虎脑的山坡上，长眠着他的母亲——一位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一辈子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女性。为了儿子“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不变初心与夙愿，为了儿子的“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来到偏僻的安江帮助料理家务，死后长眠异土他乡。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老人家的遗愿，但肯定是儿子袁隆平的选择。因为他要常回安农，常看看梦牵魂绕的土地，常看看珍藏着他青春年华的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