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性能的《马陵道》是一部充分体现作家非同寻常的历史想象力的小说。其中的核心物象有二，一个是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剪影戏，另一个则是从古一直传唱至今的戏曲《马陵道》。与这个物象紧密凝结在一起的，是那个身为剪影戏创始人、名叫丁汝成的小说主人公。
正如小说标题暗示给我们的，丁汝成一生跌宕起伏的命运，酷似戏曲《马陵道》所讲述的故事，甚至可以被看作是《马陵道》故事的一再翻版与复制。戏曲《马陵道》讲述的是战国时期发生在孙膑和庞涓师兄弟之间的一段故事。由于丁汝成的生母玉香枝本人，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戏曲演员，而且还特别喜欢唱《马陵道》这出戏，丁汝成可以说是听着父亲母亲演唱这出戏长大的。那个时候年幼的他，根本想不到，父母亲的彼此唱和，其实已经给自己未来的不幸命运埋下了祸根：备受刺激的大娘（正室）从此怀恨在心，所以也才有了后来生母玉香枝的被害，以及丁汝成年仅12岁时被迫亡命天涯的那段经历。
丁汝成少年时这一段惨痛经历之外，与《马陵道》紧密相关的另外一段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的1940年前后。同样与丁汝成脱不开干系的这一次矛盾冲突，毫无疑问已经上升到了中日两个在当时呈敌对状态的国族之间。窑湾镇湘记百货店的老板朱廷湘，多年前就已经来到窑湾镇。除了经营百货店之外，平时的朱廷湘总是胸前挂着一个莱卡相机游荡在窑湾周边，相当清楚地了解到了相关的各种情况。但只有到了后来，丁汝成才于偶然间发现，朱廷湘的实际身份乃是日本人，他一直在利用湘记百货店老板的身份从事间谍活动。朱廷湘的被刺杀固然很重要，但与小说主旨关系更为密切的，却是日本少佐大垣一雄对丁汝成提出的必须改编《马陵道》故事情节的要求：“‘丁老板，你说孙膑和庞涓本是师兄弟，为何后来非要弄得个你死我活？’大垣一雄说，‘我的士兵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为了大东亚共荣而来！’”“两个人虽然有点误会，可最后冰释前嫌，像我的左手和右手一样，又成为朋友。”面对丁汝成出乎本能的质疑，大垣一雄给出的说法是：“‘历史也是人写的嘛，’大垣一雄说了一句相当有哲理的话，并且为自己的这句话感到得意，‘你的，不觉得，我们正在改写历史？’大垣一雄说我们的时候，用右手食指点着自己的胸口。”也因此，丁汝成才知道，“大垣一雄嘴里所说的我们，并没有包括他这个中国人。”这样一来，借助于大垣一雄的强行要求修改剧情，胡性能非常巧妙地把《马陵道》因素嵌入到了自己的抗战书写之中。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在当时有了极大的暴露可能，丁汝成不得不在不惑之年再度出逃。
戏曲《马陵道》之外，小说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物象就是“剪影戏”。“剪影戏”一方面紧密维系着丁汝成的个人命运，另一方面却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性发生的某种象征性缩影。子承母业而成为戏曲演员的丁汝成，到后来之所以会成为“剪影戏”创始人，与他早年在上海第一次看默片时所受到的强烈刺激紧密相关。有了强烈的好奇心，也就有了他接下来的悉心观察与琢磨。日本人到来后，丁汝成放映剪影戏《马陵道》给大垣一雄他们看，大垣一雄赞叹不已，“称赞是他见过的最为精美的纸艺杰作。”从内在的因果逻辑来说，先有了抗日战争期间大垣一雄对“剪影戏”《马陵道》拷贝的强烈兴趣，后来也才会有他的后代大垣峻实企图高价购买相关拷贝。从根本上说，只有借助于大垣父子，“剪影戏”《马陵道》的拷贝才能与多年前的那场抗日战争，与胡性能这部中篇小说的思想主旨发生内在的关联。
但请注意，如果从艺术形式的层面来看，“剪影戏”这一物象的重要性，却更体现为它的存在，以及对它的追寻，事实上构成了小说一条特别重要的叙事线索。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之所以能够最终完成这一大篇历史故事的讲述，其逻辑起点，正是对“剪影戏”这一拟议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探寻与调查：“2018年春天，当我走遍马陵山下那些大大小小的村庄，最终才在一个叫‘花厅’的村子，找到剪影戏创始人丁汝成的后人。在我所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窑湾一带流行的剪影戏在历史上是个空白，甚至在地方的文史资料里也没有什么记载。”正是因为“剪影戏”的情况一直暧昧不明，所以，“我”才要想方设法对它展开“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深入调查。关键的问题是，除了“我”这样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文本中其实也还有另外最起码不少于三位“隐形”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存在。一个是马冰清，丁汝成的妻子赫如玉，正是她的曾外祖母。当身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者的叙述者“我”陷入困境的时候，正是马冰清的出现，和她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往事，使得整部小说一时间“柳暗花明”。敏感的读者应该注意到，在“我”与马冰清所讲述的故事中，却又套嵌着她的曾外祖母赫如玉，以及奶奶丁腊梅她们两位同样以第一人称出现的相关讲述。究其根本，正是依托于他们四位或显或隐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叙述，胡性能方才得以最终完成了《马陵道》全部历史故事的讲述。
主人公丁汝成及其创造的“剪影戏”最终双双下落不明，“没有了实物，也没有传承人，曾经在窑湾红极一时的剪影戏消失在岁月的风尘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痕迹。”以我所见，《马陵道》的创作，正是得新历史主义真义之后的一种写作行为。他之所以一定要设定这种明显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正是为了达到某种叙述的自我消解的写作意图。既然真实的历史现场不可能重返，那最终剩下的，恐怕也就只能是如同《马陵道》这样的一种胡性能式的对历史的想象方式了。